1、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2、私有制计划经济体制；3、公有制市场经济体制；4、公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且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个经济体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经济体制和有效利用问题（EconomizingProblem）性质的变革

与《走向产权理论》中对印第安人土地难题的讨论不同，在私人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的竞争中，本文中的hook往往是胜利的，虽然有时并非如此。成功继之以失败，这样一个模式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确实不太容易与外部性的理论框架相符合。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呼吁并提出一个更宽泛的产权理论。

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有很多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方法。《走向产权理论》更关注公有制，而不是关注私有制。本文强调的重点是共同控制资源，而不是私人控制资源。在《走向产权理论》一文中，公共所有制或者说公有制被看作一种允许每位共同体成员获得有争议的资源的所有制形式，就好像每一位公民都有权在城市人行道上行走一样。除了被允许有开放的渠道外，共同体对公有资源的控制被人们忽视。本文认为，以集体为基础的有效控制是对私人控制资源的一种替代。由于集体控制的决策有时是由资源所有者私下做出的，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么明显，现代企业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如果抛开含混的情况，这种具有强烈差别的不同方法也正是我们经常界定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所在。可以假定这些特征与某些代议制的政治体制背景相对应。为简单起见，我们把它们称作可选择的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或者，更简单地叫它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相对于集体所有制而言，私人所有制的重要程度正在增加。在19世纪中期，这种增长势头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且主要由于东欧和亚洲最近的发展，这种增长势头在20世纪后25年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基于世界广泛区域内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本质，以及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方式，我想对私有制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解释。我的解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资源分配相关人员的数量和紧密程度（closeness），我把这一维度称为密集性（compactness）。第二部分是参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员的生产率（prodctivity）。第三部分是资源配置问题的组织复杂性（complexity）。我将在下面对这些术语的含义作更清晰的阐述。我将说明，在早期的世界史中，集体控制是与解决巨大比例的资源配置问题相一致的，但在公元2世纪晚期到公元3世纪期间，资源配置比例小了很多。我还将说明，通过对密集性、生产率和复杂性的影响，专业化已经成为推动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的力量。

1．密集性。亚当．斯密在其最著名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对人类提出了明显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没有比它更好的方法来阐释密集性的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讨论了人们相互间的同情心。存在同情心是由于人们普遍渴望自尊以及赢得他人的尊重。结果，人们的行为会有利于那些不幸的人。在《国富论》中，斯密对那些仅仅追逐私利特别是财富最大化的人进行了分析。

有人认为，斯密提出了两种关于人类的非常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自相矛盾。但是斯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在两部书中，他立足于狭隘的私利来解释人们的行为方式。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同在于满足私利的方式不同。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私利可以通过改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来满足。而这种改善来自于他人和自己对创造形象（image—creating）的行为的认同。

这种形象对人本身的精神和实践的价值，而不是对他人的益处，正是隐藏在同情心背后的行为动机所在。它不仅是一个有直立行走特征的人所拥有的关心他人、愿意帮助他人的品质，而且还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品质（AdamSmith，1759）：

既然我们总是深深地为任何与己有关的事情所动而不为任何与他人有关的事情所动，那么是什么东西促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场合和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

这不是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造物主在人类心中点燃的仁慈的微弱之火，即能够抑制最强烈的自爱欲望之火不是对邻人的爱，也不是对人类的爱它通常是在这样的场合产生的一种更强烈的爱，一种更有力的感情；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

在《国富论》中，私利通过各种方式获取财富来实现，但斯密认为，巨大财富的增加，却很难提高人类生存能力和幸福的感觉。这种感觉主要是通过富翁的社会地位、他人的羡慕和尊敬来获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充斥着追求自我形象改善的人，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表达同情，另一种是通过获取财富。

对于人类改善自我形象的潜在动机的分析，斯密可能是错的。与关心私利相反，真正的利他主义可能是比斯密假定的同情更重要的动力，而直接来自财富本身的愉悦是比间接来自财富创造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愉悦更重要的动力。本文的讨论分析并不依赖斯密在这方面的观点的正确性。重要的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观点将我们引到密集性理论上。他认为，同情心归因于相互影响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或者结合越疏远，人们就会越缺少深刻的印象。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道：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自己他自己的家庭成员自然是他那最热烈的感情所关心的仅次于他自己的对象。他们当然常常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幸福或痛苦必然最深刻地受到他的行为的影响。他更习惯于同情他们。他更清楚地知道每件事情可能如何影响他们，并且对他们的同情比对其他大部分人表示的同情更为贴切和明确。总之，它更接近于他关心自己时的那些感受。（AdamSmith，1759）

不管是用生物学还是社会学的方法来测量，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加使彼此间的感情由热情转为冷淡。表（堂）兄弟姐妹们的孩子，因为联系更少，所以彼此的同情也更不重要；随着亲属关系的逐渐疏远，感情也就逐渐淡薄。（AdamSmith，1759）同样，在好心的人们中间，因为相互顺应的必要和便利，常常会产生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和生来就住在同一家庭之中的那些人中间产生的感情并无不同。（AdamSmith，1759）不同社会之间的人们的交往被描述为是缺乏同情心的交往，而当不同民族之间存有敌意时，这种交往还是敌对的。更普遍地，斯密写道，当别人的幸福和不幸确实没有哪一方面是依我们的行为而定的时候，当我们的利益完全同他们的利益不相牵连和互不相关的时候，以至于两者之间既无关系又无竞争的时候，我们并不总是认为，抑制我们对自己事情天生的或许是不合宜的挂虑，或者抑制我们对他人事情天生的或许是不合宜的冷漠之情，是很有必要的。（AdamSmith，1759）之所以采用有效利用问题（economizingproblem）中的密集性概念，是想说明那些主要局限在每个成员对环境都有影响的小群体内的人们之间的紧密（close）程度。这里，紧密取决于他们之间互相熟识或者有这样那样关系的程度；这种关系往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当然也可能是地缘上的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在一个密集的环境中，文化风俗的影响力很大，进行互动的人是明确的，其结果也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不管过去或者将来，他们之间互动是有目共睹的。受文化风俗引导的集体行动更具现实意义，这不仅在于人们熟悉彼此的偏好、财力和可能的反应，而且，很可能是因为团队合作的成果带来快乐感和满足感。在一个小而孤立的村落中，如果村民的绝大部分生活所需都可以在村子中得到满足，那么在村子里，集体决策就可以实现。在团队的努力之下，社区可以在当地的溪流上建一座桥，而这个成果能令人愉快，因为它是集体劳作的结晶。对一个特殊的家庭来说，有效利用问题就是密集问题。一般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首选方法是出于同情心的互助，而不是根据强制第三方支付的契约协议来实现直接现金支付。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而不是在《国富论》中，集中讨论了密集性问题。斯密在《国富论》中讲到以市场为导向的、疯狂运作的商业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典型的交易通常发生在两个陌生的或者相互了解甚少的人们之间；极端理想的例子是现在的股票交易，它经常是由人们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而这些人素不相识或者仅在知道对方用来标识各自贸易责任的名字的层面上是相互认识的。在《国富论》中，斯密对交易特征的一个最好表述是，权利在（或者近似于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换。这与斯密时代之前的文化经济时期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早期，互动大多数发生在属于同一个家族或者住在同一个小的封建村庄里的人们之间。在更古老一些的时代，比如当封建势力占优的时候，经济互助的很大比重局限在相对狭小而关系紧密的人群之间。闭塞和自给自足倾向勾勒出了有效利用问题的主要环境特征。密集性并不例外。这是规则。而且，这种情况贯穿了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

生产目的日益明确为满足市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家族、本村村民或者封建庄园。这种经济变化从封建制度没落之后就开始出现，直到斯密时代仍然非常盛行。《国富论》中探讨的人的本性并不必然与《道德情操论》中所讨论的内容不同。其区别不仅在于密集环境中的有效利用行为的比重减少，而且有效利用行为的生产率和复杂性也不同。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经济、绝大多数的有效利用行为，变得缺乏同情心、感觉迟钝，变得日益响应市场信号，而这些信号主要源于对个人私利的更多重视。对于绝大多数史学家和研究社会变迁的学者来说，这种转变是一个事实。但它仅仅从事实层面支持了本文的论点。

虽然这还没有得到广泛公认，但它意味着可行的经济体制的核心性质是很重要的。依靠同情心组建的经济体制无法胜任日常的资源配置工作。这并非是说该类经济体制无法存在，或者无法持续，或者无法改变财富的分配，而是说，它们无法与更大程度上依赖价格的经济体制一样，能有效解决资源利用问题。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机构在处理现代经济问题时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来决定配置方案的想法是一种错觉，尽管在发生民族危机时，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这种情绪确实表现得很强烈，也仍然是一种错觉。

2．生产率。在现代经济中，反映密集性的资源配置问题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相应地，现代经济变得更富有生产效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在生产率上可能发生如此巨大的损失，以至于那种以血缘情感为基础建立经济体制的偏好只能建立在浪漫的或意识形态的薄弱根基之上。现代经济的生产效率更高，这主要得益于技术革新和专业化。原则上，技术革新对密集性的重要性的影响是中性的，但它事实上降低了密集性的实用性。在本文中，专业化是对密集性更为重要的问题。专业化对密集性实用性的影响是明确的；它通过促进主要供非血亲人员所使用的商品的生产来破坏了密集性。当技术革新和专业化同时减少密集性的实用性时，它们都提高了生产率。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还没有承认更高的生产率对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如果努力工作和承担风险能够带来产量的大幅增加而不是小幅增长，那么，社会就能从中获得更多收益。在原始社会，如果采摘所得只能满足采摘者本人的需要，那么，不亲自进行采摘的人就只能从其他人的采摘中获得很少的东西。这意味着，只有当采摘者带回额外的食物时，他们才能得到一定数量的食物。因此，高生产率引起社会利益分配问题，鼓励努力工作、促进共享劳动成果。例如，现代农业的生产回报大大超出了那些进行农业劳作者的需求。结果，现代农业引发了采取鼓励农业生产并对投资所得进行社会共享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需求。这里谈两个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在与经济组织相关的两方内容上都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利用资源私有制来决定做什么；而社会主义至少过去采用的是国家所有制。资本主义的共享是通过个人自愿交换自己所拥有的商品来实现的；而在更大范围上，社会主义的共享是通过集体或国家决定的，并不以自愿交换为基础。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比较它们的优势。但有关的观点认为，在对这些组织形式的社会需求上，高生产率地区的意愿要比低生产率地区的强烈得多。

这与直觉相悖。因为低生产率国家对组织改革的需求看起来更为急迫。如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科技水平，那么，情况的确是如此，但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本文对两个不同时间阶段进行了符合实际的比较，其中，早期阶段以低生产率水平为特征，而晚期阶段以高生产率水平为特征。我们认为，机会差异仅仅是由于时间流逝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政策不同所造成的。原始时期的生产率水平低，是因为人类积累的经验较少。上面所介绍的一类组织改革，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迫切，因为随着时间流逝，经验不断得到积累，从而提高科技水平，使改革产生更大效益。

在高生产率时期，成功的组织改革产生的财富与经济组织有着因果关系。人均财富越高，就不可避免地渴望商品的种类更为丰富，但种类更丰富的商品会使有效利用问题变得更复杂。如果要求每个人都穿同样的服装，而且只提供儿童和成人两种尺寸，那么决定投入衣服生产的资源数量是一回事，而按照历史标准，提供有钱人所需要的不同品种和尺寸的衣服则是另一回事。财富导致多样性需求增大，这使有效利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商品和投资数量较少时，一个经济体制是能满足需求的，但是当生产率提高导致财富增加时，它就将非常不能满足需求。需要的商品种类和数量的信息来源将变得更加广泛与分散。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经巧妙论述的一样，由于这种复杂性，集体控制资源是不利的，因为中央计划的制定依赖于对相关信息的获取和利用，但是中央计划制定者却没有获取这些信息的好方法。

3．组织复杂性。这里强调的复杂性与因商品种类丰富而形成的复杂性略有不同。这里，生产是问题所在。因为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带来高产，但不容易集中控制生产商品的资源。而分散的专业化往往要求由不同的人控制资源。控制决策的提出来自于不同人群但符合彼此间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相互协调的需要。与闭塞、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占主流的社会相比，专业化带来了更多的组织复杂性。这些社会中的协调问题可以通过利益群体间的直接沟通和了解他人的一般需求来解决。相反，现代经济需要一种能不断随时处理专业化带来的组织复杂性的制度。

在这些方面，价格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它要在一个包含很多不同专业化的经济社会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它还必须得到保障契约执行力的社会法律制度的支持。如果存在与之签订协议的其他专业经营者不能交付或者购买约定的货物这样巨大的风险，那么，价格就几乎不会发挥任何作用。既然密集性不再表现这些交易活动的特点，那么也就无法再依赖同情心来确保绩效。这时，必须出现另一种不同的依赖方式。必须明确和尊重协议双方的权利。

如果专业化固有的复杂性更具有生产性，那么，确立私有制和引导交易安排的法律制度就必须变得更具操作性，这也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斯密发现并强调了专业化固有的生产率，但他并没有讨论专业化在使私有制更具有生产性时所可能有的作用。他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他假定存在私有制。

三个主要因素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包括：密集环境的相关性降低；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源配置问题的复杂性增加。这些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社会法律制度，推动独立行动者之间的交易，因为行动者之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相互陌生的，而且在交易环境里，有效利用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集体控制制度所固有的计算能力和动机倾向。财产私有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其制度安排可以比集体控制制度更有效地应对有效利用问题本质的变革。在所有这些方面，专业化扮演了（虽然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承认）很重要的角色。它在密集环境的界限以外扩大了市场，使陌生人间的交易更有价值。它提高了生产率，通过解决陌生人之间的自利交易的制度增加社会报酬。它还从组织上使有效利用问题更加复杂。结果，对私有制的依赖不断增加。专业化带来生产率提高，这是我们不断采用私有制的惟一而最重要的动力。外部性问题依然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事项，但是，许多问题是因为专有权问题才变得重要的。试想，煤烟从一个（专有的）钢铁厂吹散到一个（专有的）洗衣店，如果这两个活动能在不损失生产率的条件下合并到一个所有权实体中，也就不会存在外部性问题。

毫无疑问，世界对专业化的依赖程度在稳步增加。目前，不足10％的世界人口提供了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全部主要食物。在工业革命之前，超过90％的世界人口从事食品生产，农民生产出来的绝大多数产品显然也被他们自己消费了。并非只有食品生产转而依赖专业化大生产。事实上，目前很小部分的世界人口生产了世界上所供给的全部商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