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探讨的一个话题是城市“狗患”。因养犬引发的犬伤人、犬扰民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城市的一大公害。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狗一直存在着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认为“狗比较忠诚”，让狗在十二生肖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却以狗为比喻对象，创造出了类似于“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痛打落水狗”等诸多贬义词。

基于文化上对狗的轻蔑，再加上对狂犬病的忌惮，谈到治理“狗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打狗。今年7月，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为防范狂犬病疫情的蔓延，数日之间，扑杀了至少5．5万只狗。

牟定县杀狗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说：在中国，养宠物如今已成为城市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大规模杀狗不是好的办法。美国《侨报》一篇文章认为，“狗患”需治理，但应在防治管理上下工夫，乱棍打死失之简单粗暴。

治理“狗患”，重在文明养狗。在德国，对养狗要求很高，绝大多数养狗人都把狗送进狗学校培训，然后才带狗到公共场合。狗在狗校里要学会与人礼貌相处，尤其不能对儿童有攻击行为。但在中国，正如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文章所说，一些人不管好自己的狗，狗在清晨吵醒邻居，在路边吓坏散步的孩子和老人，物业部门接到的对狗屎和狗叫声的投诉越来越多。

治理“狗患”，需要政府建立文明有效的管理制度。在美英等国，养狗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卫生防疫等措施十分严格。而在中国，虽然有要求，但由于监管职能分散，导致城市“黑户口狗”大量增加。例如，动物的登记注册归城管或公安部门负责，动物的免疫接种由畜牧兽医站负责，狂犬疫苗的生产经营则归药品监督部门管理，工商部门则负责管理宠物销售、规范市场等环节。这种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客观上形成了“大家都在管、大家都管不好”的状态。

治理“狗患”，有关职能部门还应强化服务。日本《福布斯》杂志认为，中国的宠物热已经成为一种商机，到2010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将由目前的140亿元扩大到400亿元。面对这一趋势，政府需要加强相关服务，宣传相关防疫知识。《纽约时报》曾指出：许多农民不愿为他们的狗注射疫苗是因为觉得疫苗可能很贵，同时乡镇的兽医系统也很不完善。文章援引广西大学的一位狂犬病专家说：“其实这方面的费用不是很大。”

看来，养狗之所以成患，说到底还在于文明的缺失，这包括人的文明和社会管理的文明、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