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呼吁，立即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包括北大教授贺卫方在内的5名学者日前通过网络发表公开信。昨天（12日），这一公开信得到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但有部分学者质疑这一公开信是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影响司法。(12月13日《北京晨报》)

网络言论说，若是在舆论激流里给邱兴华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则中国法治会前进二十年。其实，为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的权益而争、以及在这场司法公正性辩论中暴露出的庭审高度行政化之尴尬，已然给了前进中的中国法治一鞭子。无论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这场辩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程序正义的深思已经渐次动摇了欲杀之而后快的民意冲动。归于理性的拷问需要我们的司法界一个清晰的回应。毕竟，当年刺杀总统里根的约翰欣克利都可以做了司法精神鉴定，何以邱兴华就不能呢？——要知道，这不是法律对一个人的格外开恩和悲悯，而是对一个公民权责的泾渭分明。

至于5名学者的公开信，只不过是民愤背后的理性声音表达，远够不上涉嫌妨碍司法公正的大帽子——法之正义性和正当性，恰恰在于其过程和结果都要经得起精英或者草根的挑剔。我们为什么那么急于结案呢？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的生命和灵魂，以公正的逻辑代替武力的逻辑是法律本质的全部所在(卜思天．儒佩基奇)。民意多喜于惩恶的快感，而法律应着眼于扬善的威严。说到底，我们对法律的价值期待长期未曾得以纠偏——法之惩恶的意义事实地远大于其扬善的效力。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士说：法乃善良公正之术。面对再大的恶，法律也应一应地保持其天然的善则。就邱兴华案而言，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三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发布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七条，要求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被害人应当进行鉴定这些程序的规范就是法之善则。邱案的犯罪事实是无争议的，但在罪罚是否相当这个问题上，有无精神疾患就成了关键。司法永远不是趁着民意的东风去快刀斩乱麻，而是梳理最大的可能为犯罪嫌疑人争取最多的善去抽丝剥茧不厌其烦。

任何社会的司法进程，都是一个多元利益博弈、多方价值互动的过程。司法公正，不是自圆其说的逻辑游戏，是要经得起追问和考量的相对真理。独立的司法从来不拒社会价值评判、舆论刺激，甚至国际司法惯例而言，作为判例法系国度，因着弥补或发展成文法缺陷的需要，法官大量地借鉴司法外建议有限度地创设活法。为什么国外判例法系下陪审团制度长盛不衰？那是因为，即便是在国外司法审判高度专业化、法官专业素养精密化的司法语境下，也无人敢臆断司法公正就是专家型法官职权主义下的纯技术性正义——这也正是我们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道理。当我们的刑诉法向控辩双方自由对抗制激情迈越的时候，有严重争议的司法裁决更要以自己的清白接受任何正义的追问。

沉默的司法，未必就是最公正的司法。道路以目的司法判决，未必是能经得起历史考量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