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死刑自身特点看，死刑的保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从我国当代的国情看，死刑也不应该被废除。

第三，从价值层面上看，我们所说的死刑不应该被废除，并不是不尊重人的生命权，相反，对死刑犯处以极刑更体现了对受害者和其他人的人权的尊重。

一、死刑犯的生育权能实现吗？

死刑犯的生育权应当受到尊重，但是这一权利在现实中是实现不了的，由于在具体实施中存在着以下法律障碍，所以我预测郑雪梨的申请不会得到法院的批准。

第一个法律障碍是，本案被告还是一个未决犯，被羁押在看守所里，按照看守所的条例，对未决犯的控制是高度的人身控制，有二十四小时的值班和随时巡视，探视按照法律规定虽然可以，但一个月不超过一次，一次不能超过半小时。而且在探视过程中，要求狱警在场进行监视，要实现性行为是不可能的。至于人工授精的方式，由于只有家属可以探视，还有律师可以会见，所以医生是不允许进到看守所里的。

第二个障碍是，如果女犯人提出生育权怎么办？刑法规定怀孕妇女不得判处死刑，这条规定是为了保护妇女。如果女犯人主张生育权得到允许，她就可以据此逃避法律应有的制裁；但又不能因此不允许女犯人主张生育权，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允许男犯主张就应该允许女犯主张。这似乎是一个法律的怪圈。

障碍三就是任何法院在做任何决定时，不仅仅要依法律条文，还要有一个价值衡量。如果一个决定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构成重大挑战的话，对这个决定就应当非常慎重，法官应该避免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法院同意了郑雪梨的请求，最后又对他丈夫执行了死刑，我们实际上是生其子、杀其父。一个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了父亲，在允许种子种下的时候，就把他的根给斩断了，这极不符和我们的伦理道德。

当法律保障的两种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要看哪种利益更要受到保护了。如果一个妇女是个死刑犯，她要行使生育权，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种价值需要考虑，如果允许她行使了这种权利，死刑制度可能就受到破坏。在这个时候，肯定生育权所保障的利益小于刑事法律对她判处死刑所要保护的利益，那么这种权利就要让位于刑事法律了。

剥夺一种权利，必须要有明文规定。刑法没有剥夺公民依法生育的权利，只是由于罪犯人身自由受限制，实行起来有困难，但不能就此否定这个权利。法律不能违反，客观条件则是可以改善和创造的。如果条件允许，在不影响刑法、刑诉法的执行，不违反法律和监规，不造成社会危害的前提下，无论是采取人工授精的方法还是临时安排监内同居的方式，帮助她圆做母亲的心愿，都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如果罪犯是妇女，丈夫在外提出要求使其妻人工受孕，则显然是为了规避法律制裁，势必影响刑法、刑诉法的实施，损害法律的尊严，还可能造成新的社会危害，因此，不应予以考虑和支持。

二、刑事责任已满75周岁故意犯罪怎么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故意犯罪可以从轻处罚，“可以”即表示，可以从轻也可以不从轻，关键还是看犯罪情节的严重性。而过失犯罪应当减轻，则是说相比同等情况的一般罪犯，75周岁以上的老人量刑一定是相对轻微的。

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老人犯罪，一般不会适用死刑，根据我国《刑法》中第49条关于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的规定，对于审判的时候已经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也就是说，“75周岁以上的人不适用死刑”并不是一条死规定，有例外的情况，具体量刑还是要看罪犯到底是犯了哪一种罪，犯罪情节又是哪种程度。

三、死刑只适用于犯罪分子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形吗

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根据这一规定，死刑的适用对象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里的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的客观危害性极其严重和犯罪的主观恶性极其严重，也就是所谓罪大恶极。应当指出，罪行极其严重是刑法总则的一般规定。在刑法分则对适用死刑条件往往加以具体规定，例如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造成严重后果、危害特别严重等。在适用死刑的时候，应当同样遵守上述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关于死刑适用的条件。

我国刑法对死刑采取的是“少杀慎杀，严谨错杀”的死刑政策。“少杀慎杀”表明我国在现阶段保留死刑的基本立场。而“严谨错杀”则表明我国对死刑的一种慎重态度。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此后随着犯罪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严打运动的展开，死刑的政策有所松动，及至1997年刑法，死刑罪名已经增至68个。在这种情况下，死刑的司法适用也大量增加。为此，我们需要对死刑的刑事政策加以反思。在目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应当对死刑加以严格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