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夜醉驾，一般是指前一天晚上饮酒，第二天处于醉酒状态实施驾驶的行为。关于隔夜醉驾，因隔夜的特殊性在处理上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隔夜醉驾行为人因对醉酒驾驶无认识，主观缺乏故意，不应认定为犯罪;有观点认为，隔夜醉驾行为人应当认识到醉酒状态下实施驾驶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性，但处于容忍或放任心态，如果检测仍处于醉酒状态应当认定为犯罪。笔者认为，危险驾驶罪属于故意犯罪，主观上要求机动车驾驶人明知醉酒驾驶或追逐竞驶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危害进而放任该种危险。

醉驾行为认定的标准遵循的是“一般人标准”。每一个人的酒精耐受性不等，立法与司法只能规定一定的血液酒精含量标准作为酒驾或醉驾标准。隔夜醉驾行为人因前一天晚上过量饮酒，第二天“酒醒”后开车如仍被检测为酒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从客观上分析，该种行为同样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危险;从主观上分析，行为人对是否饮酒以及酒后不能开车均存在认识，至于行为人自认为已经脱离醉酒状态的错误判断属于认识错误范畴，不影响行为人醉酒驾驶故意的认定，这并非客观归罪。

司法实践中，隔夜醉驾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并加以处罚，则行为人均会倾向于援引“隔夜”甚至“隔数夜”醉驾来规避刑罚，这有违立法原意。而且，隔夜醉驾行为若不认定为犯罪，则是否“隔夜”将给司法认定带来极大困难。

一、因公醉驾行为的认定

因公醉驾，一般是指因公务需要而实施醉酒驾驶行为。在主体上，一般限于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严格说来，公务员醉酒驾驶应考虑从重处罚，但对于紧急情形下的因公醉驾要区别处理。比如，警察在休息时间饮酒，发现有严重犯罪行为而醉酒驾车追缉犯罪嫌疑人。对于一般主体紧急情形的醉酒驾驶，如见义勇为、救助急危病人等情形下的醉驾行为，都应以“紧急避险”理论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公务员以执行公务为名意图逃脱刑罚的，应在量刑上考虑从重处罚。

二、非“道路”醉驾行为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罪状描述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显而易见，立法要求无论是醉酒驾驶还是追逐竞驶，都要求发生在道路上。对于何为“道路”，2011年4月22日修订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因此，“道路”应作扩大解释，只要机动车有条件在该地域范围行驶，并且该地域范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公共安全性，就应将该地域范围解释为“在道路上”。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在人不多的私家停车场醉酒驾驶行为，可考虑不认为是犯罪。对于在广袤的沙漠或戈壁上醉酒驾驶，由于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不应认为是犯罪。但需注意的是，对在人数众多的城市主干道或公园、广场等地方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导致多人死伤的情形，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醉驾认定中的推定问题

认定醉酒驾驶，需要对行为人是否醉酒加以判断，故驾驶人的酒精检测是一个关键。立法规定，醉酒驾驶(标准是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一律入罪。但是，实践中常常发生如下情形:行为人遇检查酒驾时逃避酒精呼吸检测或是血液检测，甚至在交通肇事后逃离肇事现场躲避酒精检测。比如，2012年1月5日，王某驾驶轿车载乘妻子丁某赴宴，醉酒超速行使，逆行导致骑乘摩托车2人当场死亡。王某让未饮酒的妻子丁某“顶包”假称驾车导致事故投案自首。但在警察讯问时，丁某不能回答车速、档位引起怀疑，最后如实交代系王某驾车造成交通事故。在已经过去数小时后，王某的酒精含量检测为6mg/100ml，距离80mg/100ml的饮酒驾驶的标准差很远。从酒精检测结果出发，不能认定为王某酒驾或醉驾，但警察从陪同的丁某和一起喝酒的朋友以及饭店服务员处获取旁证，由于致死两人不能仅认定为危险驾驶罪，而最终认定王某交通肇事罪，对王某按照交通肇事罪从重处罚。该案中，王某被认定为存在醉酒驾驶情节，主要系从旁证中推定而得。这种推定依据地方公检法三家联合发文而进行，是否妥当，值得商榷。

另外，在危险驾驶罪认定中，对存在醉酒驾驶嫌疑且逃离酒精检测的，依据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对当事人被查获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测试或者提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驾标准的，应当立案侦查。当事人经呼气酒精测试达到醉驾标准，在提取血样前脱逃的，以呼气酒精含量为依据立案侦查。

这些难点是人的本性的暴露。法律规定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对法律精通的人或者对交通管制程序十分熟悉的人就会利用一些漏洞达到逃避惩罚的目的。所以适时地对法律条文进行扩大解释是对违法乱纪之人的合理惩治，只有认真伏法才能使法律更具尊严，使交通更加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