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毫无疑问，这是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但是，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刑法的明文规定并不意味着刑法任务基本理论问题的解决。如何看待刑法任务的内涵，需要进一步研讨。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2条规定的任务就是刑法第1条中刑法目的的具体化，包括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两个方面，惩罚是手段，保护是目的。这也是我国学界目前的通说。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任务和刑法目的不同，刑法任务在相当程度上是立法者、司法者工具化设计、使用刑法的世俗性、政治性目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刑法任务不同于刑法目的，但不宜认为刑法任务就是刑法的政治性目的或者政策性目的，应当承认其中包含着刑法的生活性目的或生成性目的。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任务的规定政治话语色彩强烈，纯粹工具性突出，口号宣言性明显，应当对刑法任务进行一定的价值定位与目的匡正，刑法的任务应当定位于维持社会的底线秩序，通过消弭社会冲突来解决社会纠纷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综览上述观点，关于刑法任务的认识角度不同，层次也有所差别。第一种观点把刑法目的等同于刑法任务在逻辑上肯定存在问题，目的是一种结局性的状态，任务是为了实现这种结局而进行的具体设计，刑法任务受刑法目的制约，但并非同一个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第二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仅仅关注刑法任务的政策性目的或政治性目的，把刑法仅仅作为实现一定目的的工具对待而不关注刑法任务本身所包涵的价值内容，就极易导致刑法包括刑事司法沦为刀把子。第四种观点认识到上述这些问题，把刑法的任务定位于社会底线秩序的维护，指明了刑法努力的方向，而且提出要对刑法任务进行价值定位和目的匡正，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其一，这种社会底线秩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即使难以明确其判断标准，至少也应当有一个参照物。其二，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剔除，无疑掏空了刑法任务的内容，也忽视了刑法任务的价值，如何达致论者所提出的社会底线秩序，恐怕是个问题。基于上述这些不足，第三种观点从司法逻辑的角度出发，认为刑法任务不仅包含着刑法的政治性目的或政策性目的，还应当包含刑法的生活性目的或生成性目的。而且，这种生活性目的在刑事司法的逻辑展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意义，是辩方抵抗控诉方专断性追诉的利器。

把刑法的生活性目的内容纳入到刑法任务中去，无疑是非常准确的。理由在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创设都是针对犯罪而言的，因为犯罪破坏了既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即哈耶克所言的自生自发秩序，因此，刑法的任务当然是要努力修复这种业已遭受破坏的生活秩序。既然如此，在刑法任务中就不能脱离生活性目的内容，并且，这种生活性内容还应当发挥重要的规范作用。否则，刑事法治不仅内容空洞，而且存在专断的危险，就不是一种真法治。

不过，仅仅从司法逻辑的角度解释刑法任务远远不够，实现刑法这种生活性目的内容并非是刑事司法所能单独解决的，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立法主导型的法治发展模式中，刑事立法也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刑事司法的逻辑展开当然更不能脱离刑事立法的推动。在实现这种生活性的目的内容的过程中，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应当发挥独特作用，并且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刑事法治的逻辑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