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执罪的意思就是法院判决有义务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有能力进行履行拒不履行的情况就是构成拒执罪，在很多的案例当中都是涉及到恶意的财产转移。恶意的财产转移是指隐藏，转移毁坏在成法院不能够执行的是属于恶意财产转移行为，恶意的财产转移是构成拒执罪的。

恶意财产转移是构成拒执罪的

(一)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交易财产、放弃到期债权、无偿为他人提供担保等，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

(二)隐藏、转移、毁损或者未经人民法院允许处分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的;

(三)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令进行消费的;

(四)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按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五)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的。

这其中，“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造成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即属于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

从何时开始可算犯罪

——从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切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简称拒执罪)的行为起始日究竟应当怎么界定，这是一个尚有争议且亟待明确的现实问题。法学理论界对此尚缺深入的探讨研究，论者们囿于相关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字面表述，一般是纠结在从执行申请抑或执行通知发出起算之上。也有一些论者主张以裁判生效之日为拒执罪行为起算日，有的甚至认为裁判生效之前的预拒执行为也应纳入拒执罪行为之列，然而其论证尚难令人信服。而司法实践目前则处于各行其是的状况，有的从执行程序开始后起算，有的则起算于裁判生效之时。最高法院近日对拒执罪做出最新的司法解释，解决了追究拒执罪的实体和程序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对于拒执罪行为的起始日问题却未有明确而直接的回应。本文的基本看法是：拒执罪行为有的只能在执行程序中发生，比如属于“硬拒型”的使用暴力等对抗执行的行为;有的则可能在法院裁判生效之后即发生，最为典型的是属于“软拒型”的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可供执行的财产;至于诉中乃至诉前的预拒执行为，在有权机关未明确作出入罪表态时不宜纳入拒执罪。下面从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切入，围绕拒执罪行为起始日的界定这一主题展开分析论证。

认为拒执罪行为起始日应以执行通知发出为标志的依据，是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规定。该项规定将“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作为拒执行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仅从该项规定来看，确实有“发出执行通知以后”的时间限定，似乎可以作为支持“执行通知说”的依据。然而，该第三条规定了六项，第六项是个兜底条款：“其他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既然有这一兜底条款，那么裁判生效之后执行通知发出之前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造成无法执行的数额巨大的拒执行为也是可以被包含在其内的。可见，仅就“法释解释”来看，“执行通知说”就存在可商榷之处。易言之，不可以仅仅基于该第一项规定而进行反面解释，进而推出拒执罪行为的起始日都应以执行通知发出为标志。更何况，“执行通知说”并没有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后作出的《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这一立法解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