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就曾因污染严重而曝光的淮河支流沙颍河最近再度见诸媒体，理由同样是污染，目前它已经成为了一条致癌河。10年间已有数百人因饮用高污染、富含致癌物的水而死亡。不过，其中最触动我的是当地村民无奈又无望的话：谁得病谁家就败人活得都没有希望了。

显然，饱受环境污染的最底层公民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境地：既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制度的庇护，又无法获得环境损害赔偿机制的有效救济。

有权利就有保护，有损害必有救济，这是一条最基本的法理。然而现实中，通过法律途径获取民事救济不蒂于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环境受害者往往是赔了健康又折金。因此，为真正地体现以人为本，除了加强民事救济一途之外，笔者认为还非常有必要确立社会救济途径，比如国家赔偿机制。

确立国家赔偿机制就是要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置于最高地位，之所以如此建议恰是由我国环境治理的现实尴尬牵动的。在我国发生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后，地方政府往往只注重对污染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追究其行政责任。然而由于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的利益关联，行政处罚的力度往往不足。话又说回来，即使执行力度到位，行政处罚的款项也都进了国库，受害者并没有得到赔偿。

国家之所以某种程度上要承担赔偿责任，除了基于人文关怀的考虑之外，从法理和实践上来说，这种责任也并不能归之于道义而应是一种切实的法律担当，绝非国家无责任。

和应享有的其他权利一样，公民同样享有免于生命健康受威胁或受损害的环境权。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环境资源是一种全民所有的公共财产。国家不过是这种公共资源的委托管理人，必须对全体公民负责。如果滥用或不恰当履行公民的委托权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在实践中，环境损害的发生往往源于行政机关执法不严，比如限期治理变无期，该关闭一直关不掉。沙颍河水污染致癌二度曝光后，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曾愤怒地质问这样的污染和直接杀人有什么区别!但真的现实依然残酷：年底前全省要关闭的150家重点企业目前只关闭了32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行政机关不作为或怠于职责给公民带来损害，从法理上来说，就无从免于责罚和赔偿责任。

不过，国家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并不完全依靠财政负担，否则就等于将污染者的损害责任转嫁给了纳税人。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征收的排污费，资源补偿费等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发生污染事故后，由该基金先行赔付，然后向污染企业追偿。或者，在没有建立损害赔偿基金的情况下，可以由地方政府先行赔付，然后再由政府向污染企业追偿。无论哪种方式，其目的都是一样的：保护弱势群体，将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置于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