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提前了律师参加刑事诉讼的时间，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明确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时间，加强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制约作用，有利于律师更好地执业，有利于保证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相较于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完全排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应该说是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化的一个重要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身份却并没有作出规定，导致律师介入侦查阶段时应享有的权利受到限制，既不利于律师依法履行职责，也不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并最终可能导致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呈现虚置的现象。

一、律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身份与权限的现状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时间，但对律师在侦查阶段是以何种身份、地位参与刑事诉讼的，却并无明确规定，致使律师在这一阶段处于既参与刑事诉讼，却又不是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四项所规定的七种诉讼参与人的尴尬境地。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律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身份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者或法律顾问。这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就意味着在侦查阶段，法律并未赋予犯罪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且提前介入的律师在此阶段的职责，仅是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并不具有辩护的性质，因而只属于一般的法律帮助行为。二是诉讼代理人，但这种观点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符，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五项明确规定：诉讼代理人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显然在刑事诉讼中，有权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只能是被害方，而不应是犯罪嫌疑人。三是辩护委托人，有人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是以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人身份介入诉讼的，这种聘请、委托和自诉人、被害人的委托不同，是一种辩护委托，律师在这一阶段虽不享有辩护人的法律地位，但仍依法享有一定权利。四是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就是辩护人。

关于律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的权限，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聘请的律师在侦查阶段有以下权利：

1、向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2、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请，根据侦查机关的安排（办案机关应在48小时内，五种重大复杂案件在5日内决定），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权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项权利是刑诉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的。除此之外，律师还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行使诉讼权利等情况；

3、征求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决定是否代其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意见和控告材料；

4、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向侦查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或者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时，向侦查机关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在七日内答复。但同时律师在此阶段的权限也有一些限制，主要体现在律师在侦查阶段不享有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秘密会见权、讯问在场权等。即使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刑事诉讼法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权限，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暴露出来的是侦查机关普遍拒绝律师的提前介入，律师会见难的问题特别突出，办案机关找出法律规定以外的各种理由不给律师安排会见，限制律师依法履行职责。据抽样调查，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只占整个刑事案件的三成左右，即使这三成左右的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也只有4．6%是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三日之内办理了聘请律师的手续，42%是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五日之内办理了聘请律师的手续办理了聘请律师的手续，44%是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十日之内办理了聘请律师的手续，9﹒4%是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十日以后才办理聘请律师的手续办理了聘请律师的手续（约分别占犯罪嫌疑人总数的1.38%、12.6%、13.2%和2.82%）。其次该项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对律师提前介入相关的程序均未做规定，如律师提前介入是否需由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否履行批准手续；律师是否需提交提前介入申请书，律师提前介入后，在了解案件情况时，是否有权了解、复制书面的侦查内容；律师已了解到的但侦查机关尚未查获的有关犯罪事实或证据，其是否有义务向侦查机关报告等等。

二、应赋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