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95%属于职业乞讨。有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以进行分类管理;政府为乞讨者建立档案，并在部门、片区之间进行通报，对他们的行乞方式、时间及地点进行规范，促使他们做到文明行乞。(5月16日《人民日报》)应该说，欺诈性、操纵性甚至带黑社会性质的行乞增多，以及强行讨要等不文明行为出现，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乞讨的背后可能滋生、遮蔽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政府理应加强执法管理。

但是，如这位专家所言通过有关政府部门发放行乞信用证明，能有效遏制类似的乞讨乱象吗?

给确属生计困难且没有社会保障的真实行乞者发放行乞证，不仅意味着乞丐将比其他普通市民多一道行为上的信用紧箍咒，更意味着若没有这张证明，就很难行乞。这样一来，不但不符合上述情况的职业乞讨者无法行乞，连那些在城市里突然遭遇意外却又得不到接济的人，也丧失了临时乞讨的权利———试想，一个在城市里因失窃等原因而突然身无分文、举目无亲、饥寒交迫的不幸者，还有精力先找有关部门申办行乞证吗?即便申请，又如何能及时查明他的财产数额?

如果给符合条件者颁发行乞证，大而言之，这种法外管制既是公共管理者专门针对乞讨者的身份歧视，又是公共权力对公民自由行乞这一重要权利的挤压和侵蚀;具体而言，如果此办法实施，意味着没有行乞证的人，将很难讨到钱财，这种对行乞行为变相设立门槛和障碍的行为，已经涉嫌对行政许可的滥用，违背了《行政许可法》。这种思维反映了近年来日渐弥漫的公权力崇拜心理和行政许可依赖症。

而且，行乞证思路的提出者，恐怕没有计算过，对所有行乞者进行信用审查，建立乞讨者档案并相互通报，以及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信用评价和记载等诸多监管行为，该需要投入多大行政成本。而乞讨人员的不稳定性，又将给这项行政许可带来多大的不确定性。

如此不计成本的行政行为，恐怕不仅不能让为数极少的真实行乞者从此文明行乞，反而会加剧行乞者的流动性、欺诈性，既给城市管理带来更大难题，又为那些确实需要救助的行乞者徒增负担。

有人辩解说，英、法等国也有行乞证制度，不过在这些国家，这一制度是在各项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非常完善，非政府的慈善救济事业十分发达的大背景下，针对那些为数不多的职业行乞者或曰行乞爱好者而设，对国情迥异的中国并无借鉴意义。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对于违法的乞讨行为，归根结底，需要加大执法力度，以惩处操纵性、欺诈性乞讨。而对于正常的乞讨行为，则不应轻易动用强制性权力，相反，需要加大社会保障和救济救助力度，以及时帮助真实乞讨者，并由此有效降低无恶意的职业乞讨者;还需要更多非政府组织的大力参与、全力配合：比如慈善机构扩大救济，志愿者组织开展说服和宣传教育等。

一句话，行乞问题是社会问题，要妥善彻底地解决它，更多的还得依靠社会而非强制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