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可否由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进行？

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程序的启动人民法院可否依职权进行，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罪犯本人、亲属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最了解，是否丧失履行能力当事人最清楚，人民法院不宜越庖代储。这样做即可以防止人民法院滥用刑罚执行变更权，又可以避免因人民法院不适当的减免罚金而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起不到惩罚犯罪分子防止犯罪的作用。因此实践中应由罪犯本人、亲属或犯罪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应对申请的主体是否适格及申请理由是否适当进行审核，并重点对可以酌情减少或免除的事由证明材料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存在因遭遇不可抗拒而使财产财产减少灭失或罪犯因重病伤残等而丧失劳动力或需要抚养的近亲属患有重病，需要支付巨额医疗费，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是否确实存在。在此过程中，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裁定对罚金进行减免，只能根据有关人员的申请进行。

二、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应由人民法院的哪一部门进行？

罚金刑由人民法院执行，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有争议的是，减免罚金的裁定究竟由人民法院内部哪一个部门作出，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有不同的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减免罚金的权力属行使刑事判决权的合议庭。因为罚金属于一种刑罚，体现国家对犯罪分子的强制性惩罚。其他庭无刑事审判权，不能随意减免。罚金数额是由刑庭根据具体犯罪情节、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决定的，既然是由刑庭作出，其减免权也应在刑庭，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刑事判决的严肃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减免罚金的权力属于行使执行权的合议庭。罚金的强制缴纳属于刑事执行的内容。虽然判决罚金数额的权力在刑事审判组织，但减免罚金的权力却属于执行权而非审判权的内容。执行组织不能行使审判权，同样审判组织也不能行使属于执行程序的权力。而且不论民事、行政诉讼中，执行裁定均是由执行庭下发，如按照第一种观点，中止执行的裁定则更要由刑庭决定了，显然与法相悖。因此，不能由刑庭制作裁定书，执行庭同样要严格依法办事，认真审查是否发生了不能抗拒的事实，并不会随意减免。

第三种观点认为，减免罚金的权力应属于审判监督庭。理由是，对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实践中均由审判监督庭进行，财产型与人身自由刑均属于我国的刑罚内容，根据类似情形类似处理的原则，对财产型罚金的减免也应由审判监督庭进行。即可以保持刑罚执行主体的一致性，也有利于强化人民法院的内部监督，以维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根据审执分离的原则，作为判决罚金数额的权力在刑事审判组织，但减免罚金的权力却属于执行权而非审判权的内容。对罚金的减免属于刑事执行的内容，因此减免罚金不应由刑事审判庭进行，因此第一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没有规定人身自由刑的减刑、假释，财产刑的减免由执行庭进行。主张减免罚金的权力属于行使执行权的合议庭没有法律依据，第二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三、在裁定对罚金进行减少或免除时应否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均未作规定。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人民法院裁定减少或免除罚金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首先，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罚金的减免属于刑事诉讼刑罚执行中的一项具体制度。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规定在总则中，属于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各种刑事诉讼活动均具有指导作用，各种诉讼行为均应当遵守这一基本原则。因此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该权力时，理应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