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权是指对死刑的判决和裁定进行复核的权限。自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通过以来，死刑复核权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

建国初到刑诉法颁布前。死刑核准权最早出现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第11条第5款规定，死刑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一般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但在当事人对高级人民法院死刑案件终审裁定不服，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复核。

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今后一切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从而实现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第一次回收。决议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195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死缓案件的核准权交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显然，立法者在这一阶段的收和放的举措都表明其在该程序所要达到的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目标之间的抉择和倾向。这一阶段的死刑复核程序从总体上来看，监督层次关系明晰，合理且有度。

第二阶段

刑诉法颁布到刑诉法修订前。79年刑诉法和刑法中均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有最锆院统一行使。后来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依法需判处死刑案件的增多，为及时高效地核准死刑案件，有力打击恶性刑事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81年5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规定除反革命和贪污等判处死刑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外，在1981-1983年之间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设备等罪行，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严重暴力犯罪需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依此决议进行了授权。1991年-97年为打击日益猖狂的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授权云南，广东等五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毒品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这一时期死刑核准权的变化，体现了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过程中，立法者对诉讼效率的偏好。但立法者的放权决定似乎只考虑了实体问题而未顾及程序上的协调，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如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二审判处死刑案件均不在经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加以复核。即出现了二审程序吞并死刑复核程序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二合一现象。

第三阶段

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到现在。96年刑诉法和97年刑法中均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可以视为死刑核准权又重归最高人民法院。但97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死刑核准的两极格局仍未改变，该程序在上述案件中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