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告人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身份主体自然没有问题。而被告人如属于相关司法解释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则要重点看：

1、被告人所在机关、组织的性质，是国家机关还是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

2、被告人在上述机关或组织中是否从事公务，也就是与其职权相关的对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等活动。

针对上述两个方面，辩护律师要从被告人的户籍证明，原单位所属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出具的有关其职务的说明、关于被告人职责范围的规章制度、文件、记录、被告人任职文件等材料中发现问题，有时侦查人员并不一定将上述材料收集全面，那么律师可以亲自调查，直接契入关键问题，确定是否作无罪辩护。

一、有关玩忽职守责任认定及责任大小的证据

这些证据关乎到一案数人中谁应当负刑事责任和责任大小的问题，是审判机关准确定案的首要环节，律师当然不能忽视。

如果某被告人是直接主管、管理某项公共事务，而他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重大损失发生，那么他属于直接责任人。一个事件中，直接责任人员可以是一人或多人，即使都要对损害结果负刑事责任，也要通过他们的行为在结果中所起的作用来确定不同的责任。明白了这点，有利于律师作罪轻辩护。当然，如果某被告人是间接责任人，那么直接作无罪辩护。

二、与被告人犯罪主观心理状态有关的证据

玩忽职守案件的主观方面主要是过失，但也有的案件是基于间接故意而实施玩忽职守行为。办案人员对于这种心理状态下的动机、原因、行为、表现，多数是通过审查被告人的供述来分析判断是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责任还是不正确履行责任。所以律师要尽可能多的与被告人谈话，从中捕捉到他对发生重大损失这一结果是否有预见、是否过于自信、还是放任的间接故意。除此之外，办案人员也会将被害人陈述、知情人、上级领导、同事的证言，记载被告人表现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作为证据，这些材料当然也是律师审查的重点。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办案人员还是辩护律师都要确定被告人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这关系到对被告人是否严重不负责的认定。办案人员要获取的是被告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证据，包括法律、法规、制度、责任书等书证，还有上级领导、同事的证言等，用以确认被告人严重不负责的行为表现。辩护律师则要通过以上这些证据材料分析被告人犯罪的主观心理状态，为罪轻辩护作准备。

三、与证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

渎职类案件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是，在查明案件事实时始终围绕被告人的工作职责和权限范围。

有关被告人在发案的具体事件中所担负的工作内容、事项、责任、案发的起因、经过、对造成损失应否预见、是否预见、被告人工作是否严重不负责，是否有应当履行而未能履行的职责，有无徇私情形，确认被告人是以作为方式还是不作为方式实施犯罪，后果如何，危害结果发生后被告人态度如何，是否悔罪、积极挽回损失还是漠然处之等等，都离不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可询问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通过当庭询问向法庭提出自己对案发原因、经过、危害结果、被告人的表现、所起的作用、是否存在徇私舞弊的行为等发表辩护意见。

除了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办案人员在犯罪现场取得的物证、书证、堪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以及办案过程中的鉴定结论都能证明犯罪事实，只需在法庭出示和说明即可。而辩护律师则要将这些有形的证据与被告人的陈述与辩解结合使用。

四、关于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密切的证据

办案人员仅搜集犯罪事实的证据还不够，须进一步证明犯罪事实与玩忽职守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对前面一系列证据的综合运用，尽管在各案中侧重点不同，但都不会偏离被告人职责权限范围。如果控方出示的有关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很扎实，那么在庭审时无需大篇幅论证因果关系，而辩护人也应调整思路以被告人坦白、认罪、悔罪、自首等情节争取量刑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