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区分本罪与战时违抗命令罪的界限

其区别在于：

（1）客观表现不同。假传军令罪是行为人传达或发布经过伪造或篡改的命令，只能表现为积极的行为，违抗作战命令罪则是拒不执行上级的作战命令，一般表现为不作为，拒传军令罪，也表现为不作为，即拒绝传达军事命令。但拒传军令罪的行为人拒绝的是对军事命令的传达，而违抗作战命令的执行。

（2）主体要件不同。本罪的主体是负有传达命令职责和发布命令职权的军职人员，而违抗作战令罪的主体，是接受命令的下级部属人员。

2、区分假传军令罪与战时造谣惑众罪的界限

这两种犯罪都有编造事实，致使军心混乱的情况，二者的区别在于：

（1）在主观方面，战时造谣惑众罪往往是行为人在作战能力和作战结果上，夸大敌人贬低自己，目的在于动摇军心；假传军令罪则是编发虚假命令，其目的在于破坏作战部署，但从后果看，当然有涣散部队斗志的情况发生。

（2）主体方面，构成战时造谣惑众罪的主体，可以是任何参战人员的军职人员，而假传军令罪的主体一般是参战人员中负有传达命令职责和发布命令职权的人，是军人中的特殊主体。

假传军令的行为，显然是对我国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军事纪律造成了严重的侵害，相关事项的处理，还需要严格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来进行判决，如果对相关情况的认定有异议的，那么还需要基于实际的证据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来重新认定。

本罪与他罪的区别

（1）对于伪造货币后而持有，使用假币的行为应如何认定？这里涉及伪造者与持有者，伪造者与使用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分而论之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也是伪造行为的自然延伸。在伪造后而持有假币场合，持有就失去独立的意义，并成为伪造货币罪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对于伪造行为后而使用假币的认定，则有不同的意见。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有的认为已经构成数罪，即伪造货币罪和诈骗罪（当时没有规定使用假币罪），主张实行两罪并罚；有的虽然也认为构成数罪，但坚持按牵连犯处理。我们认为，使用不同于持有，它不是伪造行为引起的，因此，对使用假币的行为进行单独评价是必要的。至于如何处理，我们倾向后一种意见。因为伪造货币是为了使用，存在着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从一重罪论处是适当的。

（2）持有假币罪与运输假币罪的界限。持有与运输是刑法上两个独立的行为，但它们之间有交叉。运输假币以持有假币为条件，持有假币有时则表现为随身携带假币。其区别在于行为人的故意内容不同。如果明知是假币而加以运输的，以运输假币罪论处；不以运输的故意而携带假币的，则应以持有假币罪论处。有的同志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的的不同。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目的是否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意义上的目的。如果是，显然与立法规定相矛盾，因为构成运输假币罪是以特定目的为条件。如果不是，拿来比较又有何意义呢？恩格斯提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的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目的的，没有自觉意图的。运输假币是人的有意识的行为，自然也包含一定的目的。但这不是作为构成要件意义的目的，用此作为区别的标准，是在犯罪构成之外寻找差异。

（3）对于盗窃、抢夺假币后而持有、使用的，应如何认定？在实践中，专门以假币为对象进行盗窃、抢劫的恐怕并不多。通常是盗窃、抢夺的货币中夹杂假币或者把假币误认为是真币而进行盗窃、强多，并引发了持有、使用假币的行为。这些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盗窃、抢夺的货币中夹杂假币，并且真货币数额较大、假币数额较小，在这种情况下，持有、使用假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按盗窃、抢夺罪论处。反之，如果盗窃抢夺的假币数额较大。真币数额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不构成盗窃、抢夺罪，可按持有、使用假币罪论处。

一般研制，盗窃假币，数额较大的，不按盗窃罪处理。因为假币不存在价值计算问题。如果把假币误认为是真货币而进行盗窃、抢夺，则发生不能犯未遂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盗窃、抢夺的假币，应如何认定？如果从莅临的一致性处罚，则应认定为盗窃或抢夺罪（未遂）。因为这种情况就像盗窃、抢夺而窝藏一样，是一种不可罚之事后行为。不过，司法实践可能不采纳此种方法。如果是使用假币，我们主张按牵连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