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交易类型影响税务尽职调查和交易架构的安排，而这种影响取决于海外并购的商业目标。

一项海外并购可能是资产收购，也可能是股权收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收购海外公司的某项技术、品牌或设备，可以通过资产收购的形式进行；而对海外公司进行参股、或将其作为整体进行并购时，很可能需要通过股权收购的形式进行。选择何种交易类型更多的是商业决定，但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税务影响，也会对税务尽职调查和架构设计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充分利用税务尽职调查识别标的历史税务风险，从而保护买方利益。

税务尽职调查主要是通过审阅目标公司的涉税文件等相关资料，识别未被卖方发现或披露的税务风险或负债，帮助买方更客观、精准地判断目标公司的价值，从而及时调整报价基础和谈判策略。

影响税务尽职调查工作的因素有很多，一般包括交易类型是资产交易还是股权交易、目标公司分布于哪些海外国家、各国税制情况、需要调查的历史期间长短等。

因为每个国家的税制体系独立且各不相同，而且从税务角度每个公司都是独立的纳税主体，因此目标公司涉及的国家越多、包含的法人主体越多，税务尽职调查所需要投入的专业团队和资源就越多。

第三、筹划得当的交易架构可以降低整体税务成本、提升交易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控股架构筹划得当有助于降低三个环节的税务成本，包括交易环节、未来利润汇回环节和投资退出环节。

控股架构主要解决“并购主体”在哪里、以何种法律形式、与中国企业的股权隶属关系等问题。控股架构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海外商业目标、运营安排、监管和税务等因素。

设计得当的控股架构可以借助各国税务法规下的优惠待遇以及国际间的双边税收协定优惠，使未来投资收益返回中国企业时，可以按照优惠待遇缴纳较低的税费，最终提升投资的净收益。

在架构设计中，也可以考虑通过企业的境外投融资平台进行全球的投资管理。而在选择平台时，除了考虑商业和融资等因素以外，还可以通过有效的国际税务筹划，实现海外投资整体税务效益的提升。

但是，企业无论选择何种控股架构，均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国际反避税审查。如果只是为了降低或推迟缴纳税务成本，且这些平台公司缺乏合理的商业实质，则这样的安排将面对越来越高的税务风险。

融资架构筹划得当有机会降低未来目标公司层面的税务成本、提高资金回流灵活性、平衡境外借贷的现金流。融资架构主要解决资金从中国企业到达“并购主体”的途径、法律形式等问题，以及如何通过设计架构实现最终由目标公司承担并购贷款的成本和还款义务的目标。

融资方案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资金成本、融资条件、汇率和税务等因素。对于大型企业来说，还需要考虑多种融资渠道和形式的影响，如国内银行贷款、增发、境外发债等。

设计得当的融资架构不仅可以在中国企业（或集团内的并购贷款借贷主体）和境外“并购主体”之间建立通畅的资金通道，而且可能使得贷款利息费用在目标公司层面得以税前扣除，从而降低目标公司的所得税成本。

然而，融资架构的筹划在当前国际税务环境下会面临诸多检视或限制，需要预先通盘考虑。

比如，很多国家对于企业向其关联方借款的额度是有限制的，超限部分的利息费用可能无法税前列支；很多国家对于此类关联方借款的利率水平设有标准，过高或者过低都有可能被税务机关质疑。这些规定在每个国家都不同，因此并没有一个通行于全球的方案，需要结合各国的税务法规分情况制定。

第四、对交易合同税务条款充分审阅，以寻求合理的保护/补偿机制。

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交易合同通常由律师起草，但其中的涉税条款则需要由税务顾问审阅并提出意见。审阅意见主要基于对已完成的税务尽职调查工作、交易架构设计以及交易环节的税务影响的综合分析而提出。税务条款的作用主要包含三项内容。

1、确立针对标的历史税务风险的保护或补偿机制

对于买方而言，税务尽职调查工作中识别出的历史税务风险是交易谈判的重点之一，若不能在交易价格中直接进行调整，也至少要在交易合同中设定对于买方的保护或补偿机制。

2、交易架构获得法律体现

买方设计的交易架构需要在交易合同中得到精准的体现，比如选定的境外“收购主体”、资金流转方式和法律属性、债务债权转让方式等，以帮助买方在法律上将前期交易架构筹划的结果予以体现，也有利于未来交易执行过程中交易架构的有效落地。

3、明确交易环节税费承担义务

海外并购的交易环节会触发交易双方的纳税义务，如股权转让涉及的所得税及印花税；资产转让涉及的所得税及各项流转税（如增值税、不动产登记税等）；或者某些国家的税法对于买方赋予的代扣代缴税款的义务等。

在有些交易中，卖方可能会要求将个别税费转嫁由买方承担，或者反之。为了避免产生歧义、保证交易顺利进行并明确这些额外税费成本对交易对价现金流的影响，需要在交易合同中对上述交易环节的税费及纳税义务承担方进行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