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总会在不同时间重演，亿万富翁苗建中之死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苗以非正常的方式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将生命交给了死神。美国经济学大师弗兰克·奈特(FrankH·Knight)将人们所关心的、却又无法确知的未来事件区分为风险和不确定性，将企业家等同于风险承担者。而在国内，这种风险并不仅来自企业本身，也不以企业家的个人意志所左右。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同为民营企业家的赵恩龙(山西鑫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与苗建中走上了同一条路，不同的是，他以遗书回答了人们的疑问：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等等。

苗与赵的死何其相似，他们都是在企业扩张到一定的程度、自身所承受的风险也达到极限时走上绝路的。有报道说，二十多年间，已有1200多名民营企业家在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跳楼或上吊自杀。是谁逼他们走上绝路?到底有什么压力令他们都无法承受?警方说苗是因抑郁症自杀身亡，却没有说明苗因何患上抑郁症。在朋友眼里，苗建中很要强，也追求完美，他根本不像是会自杀的人;在当地政府眼里，苗的企业是当地龙头企业，苗是出色的民营企业家。当地政府为苗提供大力支持，当然，也让苗承受了不少责任——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承担更多社会职责。

从晶华集团资产由5亿多元迅速扩张到36亿元的发展轨迹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一深层问题：龙头企业这把双刃剑刺伤苗建中，他承担社会职责的结果使经营规模迅速扩大，哪怕是他非主业领域。苗发挥这种带头作用以得到政府支持，又通过政府支持获得银行的巨额贷款，再通过贷款进行扩张——风险也在迅速累积。晶华集团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苗建中或许无法控制。

风光显赫只是富翁们生活的一面，而另一面的风险与压力，却可能是致命的。有的企业家说，他们过得并不快乐，而且很不安全。这种不安全的风险大多数时候是由社会向企业传导的，并最终压到企业家一人身上。透过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大多数非正常死亡的企业家除了要承受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的风险外，还要承担因社会经济制度不完善而带来的巨大的不可测、不确定风险。越来越多的民企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而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往往会让这些排头兵担当更多责任。

在此情况下，企业家承担的责任远远超出了企业发展本身，他们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甚至与自己不相关联的责任。这种责任使他们被动地走向无限扩张之路，而超负荷的扩张又往往会背离最起码的企业发展规律。在这种无限责任的巨大压力下，一些企业家走向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