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原有的所有制发生了变化，作为所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权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必然促进我国民法理论关于所有权权能的发展。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说明。

一方面，所有权权能核心由原来单一的处分权发展为处分权与收益权并举，且其重心有逐步向收益权转移的趋势。

我们知道，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自所有权存在之日起就完全具备，但究竟哪一项权能是所有权权能的核心，却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乃至落后的社会，处分权居于核心地位，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收益权又处于核心的地位。收益权的地位与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比，而处分权的地位却与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成反比。

在简单商品生产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手工业还相当薄弱，所以，能用来交换的产品极少。加之统治阶级的无偿剥夺，这就更是扼杀了当时的商品交换。所以那个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就其总体而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诚然，在那些时代里，社会经济中也出现了商品交换，甚至在古罗马时代地中海沿岸地区还有相当繁荣的商品交换。但是，这种商品经济究竟不是那个社会的主体，而是一种例外。当时构成整个社会经济主体的是实物献纳、徭役制度、无偿剥夺，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很显然，在这种商品经济极其落后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处分权对于所有权人来说显得极其重要，并成为所有权权能的核心，而收益权却不受到重视。

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期，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兴起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工业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进入交易市场的商品大大增加，商品经济的飞快发展导致了交换关系的扩大化和频繁化。这些经济上的变化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产品只有进行交换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效用，获得更多的收益。所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收益权在所有权权能中的地位也逐渐重要起来。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达，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都随之发达，社会生活中商品经济更是繁荣，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不打上商品的烙印。在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却腐朽、堕落了。剩余价值的不断涌现使资产阶级钻进了金钱的魔窟，唯利是图成了资产阶级的本性。此时，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就仅仅是收益权了，其余的都是为了获取收益而服务的。这样，收益权便将处分权取而代之，成了所有权权能的核心。

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基本上属于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型模式，同时，还带有明显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因素，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经济活动的决策权集中于国家手中，企业没有多少自主权；经济计划主要通过行政指令和实物调拨来实现，市场的作用微小；分配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这种体制在所有制上的体现就是，单纯强调一大二公，忽视了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忽视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阻碍了商品经济的繁荣。正因为商品经济不繁荣，所以，过去我国所有权理论一直将处分权作为所有权权能的核心，而收益权却不受重视，有的甚至不承认收益权是一项独立的权能，而将其归入使用权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计划经济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到目前的市场经济。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商品经济是其本质属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且其发展还不平衡，生产力就其总体而言还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与生产力的多层次相适应，所有制的结构也是多层次的——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一定优势的前提下，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一方面，公有制基础上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必然具有计划性；另一方面，不同的所有，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个人之间局部利益的差别性，又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必然具有商品性。计划性与商品性是统一的，而计划性决定处分权在所有权权能中的地位，商品性决定收益权在所有权权能中的地位。所以，根据计划性和商品性并存的现状，处分权与收益权在所有权权能中也一同处于核心地位。在市场经济时期，经济生活主要靠市场调节，计划的作用相对较小，所以收益权在所有权权能中的地位逐渐明显，大有压倒处分权的趋势。

另一方面，所有权权能的分离也有所发展。

唯物主义认为，所有权权能的分离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在生产力低下，生产规模狭小的条件下，所有人在实际的生活领域中集所有权的各项权能于一身，所有权人直接行使对物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这种情况在当时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所有权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自己行使所有权的各项权能，而必须将其中的部分权能分离出去由他人行使。当然，所有权权能的分离是逐渐的，其渐进过程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相适应。

所有权最初的权能分离体现为占有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这主要发生在商品经济比较落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所有权的权能可以分离，但这仅指所有权的一般权能而言，至于核心权能，当时一般都认为是不可分离的。对于占有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其典型体现即保管合同。根据保管合同，保管人对寄托人的财产仅享有占有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有权的权能分离也得到了发展。人们认识到，不仅占有权可以同所有权相分离，而且使用权也可以同所有权相分离。例如，根据租赁合同，所有人（出租人）将其财产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转让给承租人。这体现了当时所有权权能分离的水平，但这仍然只是停留在所有权的一般权能上。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有权的权能分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一般权能可以同所有权相分离，而且核心权能也可以同所有权相分离了。当然，处分权与收益权这两项核心权能必须保留一项，否则就无所谓所有权了。但因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的不同，核心权能的分离与保留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低级阶段，处分权较收益权更为重要，因而人们往往保留处分权而分离收益权；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高级阶段，却是收益权较处分权更为重要，这样，人们就保留收益权而分离处分权。例如，无息借贷，所有权人将其所有物借贷出去之后，所有权人就仅享有处分权了，这是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情况，它适用于商品经济发达的低级阶段。又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将其财产出资后，股东就仅享有对该财产的收益权了，这是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情况，它适用于商品经济发达的高级阶段。

我国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不仅所有权的一般权能可以同所有权相分离，而且所有权的核心权能也可以同所有权相分离。当然，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商品经济发达的低级阶段，所以，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核心权能往往是收益权。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所有权的权能分离必将以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为主，即处分权作为核心权能将要被分离出去，而收益权却要成为被保留的核心权能。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它并不排斥在同一商品经济条件下，此所有权关系是处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而彼所有权关系则是收益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也不排斥在同一所有权关系中，部分处分权与部分收益权同时分离的情况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