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

“单位犯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犯罪行为。目前，对单位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给予刑罚处罚，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一个普遍原则。”

我国1979年通过的《刑法》中没有单位犯罪的规定。1997年修改后的新《刑法》，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确立了单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但由于“一方面，从事实上看由于单位、团体不具备自然人才有的感知力、记忆力和表达力，无法形成证言；另一方面，从法律上看，《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不包括伪证罪在内，单位‘伪证’无法承担伪证罪的刑事责任”，因而《刑法》中的伪证罪主体当然也就不包含单位。

首先，单位是人格化了的虚拟的人，同样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虽然在刑事诉讼中单位的“作证”是通过特定的自然人的决策而形成为单位整体的思想，但这些决策一旦上升为单位的整体思想，已不再是特定的自然人个人意志的选择，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的行为，是单位行为的组成部分，并且不能脱离单位而存在，单位应当对代表其意志而对案件情况出具证明的行为负责。

其次，单位是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它在意志的体现和行为的实施即“作证”中，确实不同于自然人那样合于简单一身，而是集于复合一体。笔者认为，不能因为拟制的人具有复合性，而否定它的单一性，否则，无异于承认单位犯罪实际上是单位和自然人共同犯罪，或者人为地将拟制的一个人分解成两个人。若单位出具虚假证明，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犯罪是一个，犯罪主体也是一个。当然，作为刑事责任必然后果的刑罚，也就应当加于以单位名义出具该证明的单位。相反，单位出具虚假证明，而以伪证罪为由受处罚的却为自然人，这显然与罪责自负、刑止于一身的刑法原则相矛盾。

再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从立法的统一性角度考虑，我国刑事立法亦应承认单位可以成为证人，单位故意提供虚假证明应构成伪证罪。

最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单位出具证明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况，如关于某项事实或某人身份的证明，这说明单位可以作证。而与此同时，单位若出具了虚假证明妨害了司法活动却又不能被有效惩治的情况却大量存在。因而为达到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统一，完全有必要在立法上承认单位可以构成伪证罪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