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来说，形成为集体案件，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可以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从而形成和强势一方相抗衡的力量。第二，一个客观的原因是，一个案件也确实波及到了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比如土地征用，或者是处理不好，或者是违规处理，可能会造成成百上千个受害者;再比如，电厂改制，一下子把许许多多的人，从国有身份中剥离出来，却不能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这些人必然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因为他们单个人的力量相对于一个庞大的组织，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在我们从事集体案件中，主要是为众多的弱势一方争取权利。现在主要就办理案件中的成功经验作一总结：

1、争取权利的一方要有坚强的领导，这样才能抵制住对方的“斩首行动”。

毛泽东曾讲：在中国的事件，往往是“两头小、中间大”，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为首的那几个人。在集体案件中，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浙江省温州市的这个案件中，并不是几个小组的村民完全是争先恐后的要为自己争取权利，其实坚决为自身争取权利的也就是那么十几个人。这样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比如我们在与政府谈判的过程中，政府会在背地里先做这十几个人的工作，要求他们妥协，要他们撤诉。而这十几个人是这个案件组织者的中坚，如果他们妥协，那么这个案子就没法做了。还好，在这个案子中他们是抵住了政府的压力。而一旦组织者能够坚强，案子一般是会成功的。我们温州这个案子成功了，我们所里其他同事的**口发电厂的集体案件也成功了。

2、争取权利一方要团结一致，这样才能抵制住对方的“各个击破”。有着共同目标的人才走到了一起，然而可能会由于每个人具体目标的差异，或者由于意志坚定程度的个体差异，当对方使用离间等手段时，可能会使本来人数众多的个体分崩离析。这样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德国起初他们(纳粹)追杀共产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接着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追杀商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商会会员;后来他们追杀基督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直奔我而来，而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为我说话了。”结果是，每个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3、要充分听取律师的意见和建议。律师既然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道义所及的限度内，都是义不容辞地为当事人服务;但是，这种服务，是以律师的精湛的职业技能、深厚的学术背景为基础的。也正是有这样的积淀，律师在做事情时，知道如何取舍。我们退步，是为了更好地进步，比如在浙江的案子中，当事人当时主张首先要400万元的补偿费，但是我们在充分考量了当时的情境后，为了争取到后面的更大的楼房的实物补偿，我们只要了230万元的补偿。

4、要保持灵活的策略。该调解时调解，该让步时让步。这是由上面得出的必然结论。在有律师参与、并且全体当事人团结一致要解决问题时，为着更好地、更快地、更圆满地解决问题，就要保持灵活的策略。这往往能够决定着解决案件的进程。比如在浙江的这个案件中，我们本来是想着提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打行政诉讼的，但是考虑本案的特殊性，那就是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中的明显违规，政府很可能会愿意调解解决这件事情。这样一可以圆满，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利益;二可以很快解决问题，避免有时会是繁琐的诉讼程序。

集体案件，是社会政策调整、但又不能照顾到人们的必要利益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些人的抗争又确确实实地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作为律师，我们希望这样的案件越少越好，同时，我们也提醒人们，在自身的权利收到无谓的忽视时，要敢于为了自身权利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