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商业领域的活动始终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需要不断调整完善。我国在风险投资领域的法律基本上是适应风险投资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改进的需求。

首先，风险投资对现有政策、法律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主要表现在税收法律方面。风险投资的目标企业主要为小微企业，具有投资时间长、风险高、助力国家战略实现等功能，作为风险缓释的对价，理应得到政策上的倾斜，其中税收优惠无疑为最重要的扶持政策之一。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都会对风险投资企业设立产生候鸟效应。然而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比如有些政策不区分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仅仅以引入资金为目标，使得追求短、平、快的私募股权投资抢占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蚕食小微企业利益，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既浪费了国家税收资源，又耽误了被投资企业的发展机遇。再比如，很多地方出台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各自为政，很多政策没有上位法依据，呈现出地方政府之间恶性竞争风险投资企业的现象。

其次，有限的资金来源制约了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基于风险投资的期限长、高风险特点，现有资金主要来源于具备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的富有家庭和机构。事实上，具备较强风险承担能力的个人、机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体量上均属于小众，而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诸如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体量大、低风险偏好资金均被排除在风险投资资金来源范围之外。一方面持有大量资金的机构及个人因无法寻觅合适的项目而持续承担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风险投资企业因资金受限而无法进一步开展业务。如何拓展投资资金来源，让更多的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享受风险投资服务，成为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风险投资在交易中存在诸多法律问题。风险投资在性质上属于私募基金，也就决定了其不必接受严格的监管。这种不受监管的自由赋予了风险投资交易上的灵活性，但同时也隐藏了一些问题，模糊了法律所能容忍的边界。随着风险投资交易纠纷案件数量的增多，一些交易形式开始面临司法的考量。例如，目前比较常见也比较典型的法律问题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股东与企业之间对赌协议的有效性问题。风投企业股权投资于被投资企业，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激励公司取得更多利润，风投企业往往与企业或原始股东签订对赌协议，约定赏与罚的界限。这种对赌协议内容的法律效力如何界定?是否会被视为借贷关系而使协议归于无效?在备受瞩目的海富投资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股东之间的对赌有效，但股东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对赌无效，这个案例确立了对赌的基本原则，为对赌协议的内容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标准。

二是普通合伙人(GP)、有限合伙人(LP)身份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权利义务问题。在我国，风险投资大多采用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进行运作，这就涉及有限合伙企业内部治理的问题。根据有限合伙企业的立法精神，GP在合伙企业中执行合伙事务，承担无限责任，而LP参与合伙事务则以法律赋予的权利为限，否则其LP的身份会向GP转化。在实践中，作为投资资金提供人的LP往往会在合伙协议中约定一定的权利来制约GP，比如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或LP具有一票否决权，那么这种约定是否会使LP身份发生转化?或者说LP参与管理的边界、责任边界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的结论，值得深思。

三是债权投资或夹层投资的问题。根据国办107号文精神，股权投资基金应当立足于股权投资，不得进行债权融资。而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明股实债、明投暗贷的交易手法，风险投资是否可以如此做?如被查出，是否会影响针对股权投资的优惠政策的取得?这些问题均值得探讨。

四是违约责任问题。风险投资本身失败的风险较大，在我国信用社会尚未完全建立的背景下，风险投资人通过协议保护自己，加重对方责任的情况屡见不鲜。那么，这些苛刻的内容是否会得到司法的认可?如何约定才能既维护投资者利益又兼顾法律所能容忍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