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是人民警察履行职责时使用的最高形式的强制手段，具有直接杀伤性，可导致人员死亡或残疾。因此，使用武器必须适应特别严惩的暴力侵权活动。根据《中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人民警察在下半年有暴力犯罪的紧急情况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一）严惩放火、决水、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二）劫持飞机、船舶、火车、机动车或者驾驶车辆、船舶等机动车辆，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3）抢劫、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品，严惩危害公共安全的。（四）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品犯罪，或者威胁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品犯罪的。（五）破坏军事、通讯、交通、能源、防险等重要设施，足以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紧迫危险的。实施凶杀、劫持人质等暴力行为，危及公众生命的；

遏制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刑事法律对策

（一）切实树立刑法面前公私平等的反腐刑事法治理念。

这就要求立法者和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刑事立法、司法实践活动中应该时刻坚守与强化这一理念，用刑法面前公私平等的刑事法治理念来检验我们的反腐刑事立法、司法是否存在仅因主体公私身份差异而对同质性腐败犯罪进行差异化罪刑设置与惩处的情形。

（二）积极推动反腐败刑事立法科学化。

立足于建立囊括公私两大领域反腐败体系，以公私财产平等保护的反腐刑事法治理念为指引，当前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科学化，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反腐败犯罪罪刑配置应该均衡化。

2、反企业家腐败犯罪刑罚设置应该增设资格刑与加重罚金刑。

企业家腐败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具有相关资质和经济实力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要实现刑罚预防行为人再犯的功效，就有必要对行为人的生产资格和经济实力进行剥夺。很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对腐败类犯罪设置资格刑。鉴于企业家腐败犯罪中较为突出的牟利特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完善现有腐败犯罪罚金刑规定较为粗疏的现状很有必要。一方面，应该适当提高腐败犯罪罚金刑，通过直观的成本大于收益设计阻止行为人再犯；另一方面，在罚金刑的适用上应该对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适当区分，拉开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距离。

（三）反腐败犯罪刑事司法公正化。

1、强化反腐打击力度，尤其是对行贿犯罪的打击。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重受贿、轻行贿客观事实。事实表明，行贿犯罪作为腐败犯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危害性丝毫不亚于受贿、贪污等行为。因此，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要深挖腐败犯罪线索，果断排除办案干扰阻力，在重点查处行贿次数多、行贿人数多、行贿数额大、获取不正当利益巨大、行贿手段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社会危害性更为突出的行贿犯罪案件的同时，还应该高度重视一些普通行贿犯罪，绝不能为了查处受贿犯罪而有意放纵行贿犯罪。

2、处理具体企业家腐败犯罪时，最大限度确保公平正义。

一是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立案标准，切实杜绝人为拔高腐败犯罪入刑门槛。二是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用好刑事司法裁量权。三是尽量均衡个案裁量之间的协调关系。

3、在防止企业家犯罪方面，应该遵循刑法的平等原则。

对民企和国企，除客观情况无法改变外，都应该平等对待，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司法解释应该配套出台，对企业家腐败犯罪的全过程采取预防、遏制、惩罚措施。

当前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相关腐败犯罪在同质犯罪间，普遍存在罪刑设置失衡状况。所以为了发挥刑罚功能最大化，就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全面梳理现行刑法中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罪刑失衡部分，防止因为刑罚投入不足而变相放纵犯罪或者投入过剩而贬损刑罚价值的情形，通过刑法的立、改、废消解其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不科学的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四十六条人民警察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执勤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使用武器不能制止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

（一）罪犯聚众骚乱、暴乱的；

（二）罪犯脱逃或者拒捕的；

（三）罪犯持有凶器或者其他危险物，正在行凶或者破坏，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

（四）劫夺罪犯的；

（五）罪犯抢夺武器的。

使用武器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