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毕竟区别于有血肉之躯的自然人，其人格的产生“起初并不是出于商品经济对主体平等性的内在需要；也不是民法上意思自治原则作用的结果。”[4]之所以其能成为权利主体，全赖法律之拟制，使其具有法律和经济上作为一独立实体之意义，而也仅限于此。“法人实为一种目的性的创造物”，“无论其为财团或社团，均无自我意识及心理上一致”，故很难“将其与自然人同视”。[5]

有的学者认为法人本质在于法人实体之实在，故“权利能力之存在即足以支持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权，痛苦之感受乃客观认定即为已是，实际上有无则非所问”[6]这种形而上的论证方法很难说明是确切的理解到法人的本质究竟为何物，没有建立在正确理解上的结论同样是每有说服力的。法人实在说，只能说明法人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经济实体，其重点在于创制其独立实施法律行为、享有法律能力，承担法律责任的资格，界定其自我活动的领域，进而维护的是交易安全。这种本质怎么可能得出需要法人具有根据生理学或心理学标准才能认定的精神范畴呢？因此，法人绝不可能适用一个实实在在、有理性有思维的自然人才能适用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纵观国外立法也是秉持上述观点的，如《瑞士民法典》第五十三条规定法人享有除自然人的本质为要件以外的一切权利及义务。而自然人之本质在法律上尤其是在人身权法上的体现就是作为“万物之灵”所独具的精神利益，我们当然可以肯定、确切的说法人除了享有与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相适应的物质利益外，是不可能享有一种精神利益的，即使法人是一种实存在。

还有的学者认为，可以从法人的人格权受侵害结果可移转至法人内部自然人，使之产生精神痛苦，从而得出法人精神损害的存在。我们不否认可能由于法人的名称被冒用、名誉被毁损、荣誉被玷污，造成法人经营困难等损失，进而严重挫伤法人决策者和雇员的热情和情感，造成精神上的损害。然而，仅仅就此认定法人存在精神损失还显得单薄。事实上，姑且承认法人具有精神损害，仍然不得不面对需要自然人来作为这种精神损害的承载和表现主体，这无异于完全是“用自然人的精神活动来取代法人的精神活动”[7]而已，离开了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法人不过是一具躯壳，完全谈不上自己的精神。而且，真正产生精神痛苦的是自然人，受害人应当确定无疑的是自然人才对，却由法人来主张精神损害，代为行使权利，这种推演显然是荒谬的，如果说法人能够代自然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反过来却不可能出现自然人可以代法人主张该项请求权。不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赋予法人，不会使法人一无所有，但是如果不赋予自然人，则真的可能使自然人一无所有，尤其是在自然人人格利益受到侵害，遭受精神痛苦却并无明显的物质财产利益损失时更是如此。因为法人的名称被冒用、名誉被毁损、荣誉被玷污，说到底最终表现为一种财产利益的损失（产品退货、信用等级降低、合同解除等），可以通过物质利益损害赔偿加以救济，完全没有必要借助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徒增加害人负担，有失公平。

法人人格权的内容否定法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众所周知，法人的人格权相对于自然人的人格权内容和范围来说更窄。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囊括身体健康生命、肖像自由名誉、尊严隐私贞操等人之为人的各种必要的人格要素，具有广泛性，而法人的人格利益主要集中于与物质财产利益密切相关的信用声誉名称等评价，具有局限性。

可以说，法人的人格权在内容上并不具有精神属性，也就不具有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和前提”。

法人的名称权涵盖设定、使用、转让和变更名称等多项权能，非法使用、干涉、故意不使用它人名称等侵害名称权的行为都不能在“精神上”击垮它，只可能在经济上扼杀它。

法人的名誉权不会是类似自然人针对其品德、性格、思想等内容的评价，而仅仅涉及社会活动中获得的社会对其商业信用、资产经营状况的客观评价，其财产色彩极为明显。一旦其名誉受损，我们认为立即发生的绝对不会是一个法人由于愤懑、激动、憎恶甚至陷入痛苦而不能自拔，只可能是由于产品滞销、交易关系中断、效益下降等财产利益的损失。因此可以说，法人的确不如自然人那样具有精神痛苦。同样，法人所享有的信用权、荣誉权也都不可能作为精神内容受到伤害侵犯。如果有某人抱着“给某法人精神造成伤害的”目的和动机实施侵权行为的话，是必定会成为笑谈的。另外法人的解散、破产事由，也绝对不可能因为法人精神极度痛苦而无法存续，只可能是由于法人的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或资不抵债等财产物质性因素或其他法定及约定事由（这种事由和所谓的“法人精神”也绝不可能有联系）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