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国法上信托变更规则，结合我国信托法有关信托变更的规则，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美国法上信托变更的规则，以私法自治为基本原则。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信托的变更和终止，委托人可以事先在信托文件中约定，从而排除信托法标准条款的适用。当然，这种约定也有一定限制，例如，法院根据信托法强制性规定享有的变更或终止信托的权力，就不能通过在信托文件中的约定而排除。其二，信托存续期间，信托关系人可以合意变更信托。

我国《信托法》虽有“信托的变更与终止”专章，但有关信托变更的规定，还散见于其他各章。归纳起来，我国《信托法》规定了私益信托的信托管理方法变更（《信托法》二十一条、四十九条）、受托人变更（《信托法》二十三条、四十九条）、受托人报酬变更（《信托法》三十五条）、受益人变更以及受益权变更（《信托法》五十一条）；如果是公益信托，则包括受托人变更（《信托法》六十八条）、信托条款变更（《信托法》六十九条）、信托目的变更即公益信托的近似原则（cypresdoctrine）（《信托法》七十二条）；如果是自益信托，委托人或其继承人可以随时解除信托（《信托法》五十条）。

有关私益信托变更的一般原则，我国《信托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但从相关条文的规定看，也是以私法自治为原则的。首先，根据《信托法》第九条规定，信托文件可以依委托人意愿载明许多相关事项，这意味着，委托人可以就信托的变更问题，在信托文件中事先约定。此外，无论是信托管理方法变更，受托人变更，还是受托人报酬变更，法律将变更权利赋予委托人和受益人，他们可以直接变更信托。只有在他们意见不一致时，法院才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信托法》六十九条规定了公益信托变更的一般规则，即公益信托成立后，发生设立信托时不能预见的情形，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可以根据信托目的，变更信托文件中的有关条款。对私益信托变更，我国《信托法》却并无一般性规定。须知，现行《信托法》中规定的信托管理方法变更、受托人变更、受托人报酬变更、受益人变更以及受益权变更，并不能涵盖私益信托变更的全部，对诸如有关信托利益的分配方法或给付方式的变更（美国法上称为处分条款的变更），《信托法》付之阙如。对此类问题，在有关《信托法》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有两个解决方案：其一，遵循信托变更的私法自治原则，委托人尽量在信托文件中规定相关事宜，或者委托人和受益人尽量协商一致变更；其二，参照《信托法》关于信托管理方法变更的规定适用，即委托人和受益人有权变更，如果意见不一致，可以申请法院裁定。

第二，美国信托变更规则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是尊重委托人意愿到兼顾受益人利益的转变。事实上，委托人的意愿和受益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贯穿美国信托法发展的始终。美国法上，从委托人意愿至上的传统规则，到兼顾受益人利益的现代规则，立法者努力在委托人意愿和受益人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

由于我国《信托法》对于信托存续期间并无直接规定，故理论上，在我国可以设立长期信托和永久信托。这意味着，在我国，委托人意愿和受益人利益存在潜在冲突的可能。此外，从我国《信托法》对信托变更的规定看，委托人和受益人在诸多事项的变更中，享有同样的权利，例如：对信托管理方法、受托人等事项，委托人和受益人都有权变更。这意味着，从理论层面，在我国，委托人意愿和受益人利益的冲突将更加明显和激烈。

委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就信托变更意见不一致，根据《信托法》四十九条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问题是：法院依据什么来做出决定呢？是尊重委托人意愿还是保护受益人利益呢？我国《信托法》并没有为法官指明一个判断的标准。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信托法所走过的路，的确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从信托变更权限分配的角度而言，美国信托法上，法院在信托变更事项上享有较大的权力。现代规则更是扩大了法院依职权变更信托的权力。涉及某些具体事项，信托当事人往往不能直接变更，必须申请法院变更。

我国《信托法》上，法院不享有依职权变更信托的权力。只是在委托人和受益人就某些信托变更事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享有居中裁决的权力。这样的规定，能让人理解。因为《信托法》颁布时，我国大部分民众，包括大部分法官，对信托制度并不了解。在信托制度以及信托法理念被整个社会真正接受及理解之前，这样的规定不失为一种合适的权宜之计。但法院在信托变更中的权力不容忽略，尤其是，如果今后的司法解释或立法修订，如果就私益信托的变更规定了“情事变更”的一般条款，则法院的权力更无法回避。【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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