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监察权，通过使用监察权，监察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对人民是透明的，公正的，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有关监察权的各项规定，这些规定就是监察权的宪法依据，对制定监察法、设立国家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及其监察权提出一定的要求。

宪法修正案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这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是对国家监督制度的重大顶层设计，顺应了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迫切要求，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贯彻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部署，为制定监察法、设立国家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及其监察权实施提供了宪法保障。

为着力解决自我监督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自我监督是国家治理中的历史性、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同时汲取中国传统自上而下的监察体制优点，建立了国家监察制度。一是强化了党的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监察委员会代表党和国家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进一步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根基。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从组织形式、职能定位、决策程序上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具体化，使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更加完备科学有效。二是消除了监督盲区。我国80%的公务员、95%以上的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既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又具有高度互补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得到有效加强，监督对象覆盖了所有党组织和党员。构建国家监察体系，对党内监督覆盖不到或不适用于执行党的纪律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使监督无盲区无死角无空白。三是提升了治理效能。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增强了监督实效，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

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使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一是宪法修正案使改革于宪有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建立中国特色监察体系的创制之举，党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出发，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在此基础上使改革实践成果成为宪法规定，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二是宪法修正案使监察法于宪有源。监察法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在宪法中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为国家监察工作提供了宪法依据。三是宪法修正案使监察权于宪有凭。宪法规定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名称、人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为监察委员会建立组织体系、履行职能职责、运用相关权限、构建配合制约机制、强化自我监督等提供了根本法依据。宪法赋予的监察权，从顶层设计上对国家权力进行重大调整，独立于行政权之外，保障了监察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正风反腐不停步，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必将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直至夺取压倒性胜利。一是反腐败定位更加聚焦。监察委员会就是反腐败工作机构，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二是反腐败力量更加集中。通过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组建监察委员会，有效解决监察覆盖面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等问题，攥指成拳，形成合力。三是反腐败任务更加明确。监察权不是行政监察、反贪反渎、预防腐败职能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加强日常监督、查清职务违法犯罪事实、进行相应处置的基础上，开展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理想信念宗旨教育，做到惩前毖后、抓早抓小、标本兼治，扩大了反腐败的政治效果、法纪效果和社会效果。

为着力解决自我监督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所以国家根据宪法要求制定了监察的权利，这对我们国家是有好处的，这样国家才能向好的方面发展，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监察才能发展成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