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员：

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陕县法律援助中心经被告人刘某和其监护人的同意，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刘某的辩护人，依法出席本案的审判活动。开庭前辩护人认真地研究了陕县人民检察院陕检刑诉[2005]176号起诉书，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刘某。现辩护人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今天，处于花季年龄的被告人刘某，本应当坐在明亮的教室聆听老师的教诲，但却因为自己的无知和愚昧，站在了刑事审判的被告席。我们相信，参加诉讼的每一个人都和他们的家长一样，感到格外的心痛。我们既为他的犯罪感到愤慨，更为他的未来感到担忧，因为今天的审判关系到他的终身。严格依照我国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审理本案，既是对他的惩罚，也是对他的挽救。辩护人认为，陕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定性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对被告人刘某应当予以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刘某具有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

第一，被告人刘某犯罪时，尚不足十八周岁，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第二，被告人刘某在犯罪后能够主动投案，并在侦察、起诉、审理中始终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已构成了自首。

二、根据法庭调查显现的事实，被告人刘某的犯罪情节是较为轻微的

首先，从被告人刘某的主观恶性及所实施的客观行为来看，被告人只是为了满足其上网玩耍的欲望，实施了秘密窃取少量财物的行为，其主观上既没有窃取更多财务的想法，更没有暴力抢劫的念头;其次，我省盗窃罪的追诉限额为800元，而被告人所窃取的三个氧气瓶经价格评估价值仅为1050元，从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看相对较小;再次，被告人仅从这次盗窃中分得200元，收益较少。所有这些都表明，被告人刘某的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主观恶性小，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三、综合以上情节，辩护人认为，根据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刑事法律政策，对被告人刘某应当处以缓刑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是令人深思的。被告人刘某本身的主观因素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家庭、社会的因素也是促成本案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法庭调查中表明，被告人刘某长期脱离家长、学校的管束，经常逗留于网吧，包括这次盗窃的赃物所卖来的钱也是用于上网。正是因为家长及其社会角色的不到位，正是因为许多法定的社会责任的落空，才使当前青少年犯罪成为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公平的说，这种社会的责任让孩子们来承担，是有失法律的公正的。只有对未成年人犯实行减轻或免除处罚，才能体现社会正义和法律的公允。

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预防和教育为主的原则，也是我国的一贯方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在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审判和矫治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中国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制度》报告向全世界昭示，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审判中，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尽可能把对未成年犯人身自由的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认真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一是要注意正确运用法律、政策，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的方针;二是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促使未成年人犯悔罪服法;三是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的初犯、偶犯以及对被教唆而犯罪的未成年人犯，可以依法免除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较重，但确有悔改表现的，也应依法从轻处理，可以提请人民法院减轻或免除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缓刑的适用”中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适用缓刑。”可见，对未成年人犯的刑事处罚能轻则轻，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未成年犯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犯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鉴于本案被告人刘某在犯罪活动中，主观恶性小，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较小，且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属未成年人，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且被告人的父母及外祖父积极退赃，均表示愿意尽监护职责，因此辩护人认为，应当对被告人刘某处以缓刑或免除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