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怎样批评、斥责死刑为人类带来的痛苦、恐惧，抑或为之辩护，说说死刑是社会威慑、存在的必须。但它离开地球的可能性还是很低，虽然世界各国都逐渐轻刑化，或者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与限制，以在世界上留下重视人权的高大形象。当然，不可否认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小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是大国）不仅仅是简单地维持形象而已，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社会环境的宽容，国家、社会与民众对此有承受力，故死刑废除的理念能够在法律上、司法中实现。

对中国而言，则有些复杂：

首先，其实，中国一直就是一个重刑的国家。从沈家本一部《历代刑法考》中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死刑所列出的名目就足以让今天的我们吓坏；就是以快进入近代的明清为例，死刑种类也非常吓人，死刑分为斩与绞两种，如果具体的话还有枭首、凌迟、剥皮实草、灭十族、戮尸等种类。

虽然在今天这些残忍的刑罚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但死刑作为对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最终处罚的心理基础仍然非常深厚，不仅仅在国家治理者那里如是，就是法律人的检察官、法官与律师也如是，而且普通民众的接受度也非常高；根据一项调查报告，有91.2%的法律专业人士和57.8%的普通民众支持保留死刑（何志军：《论我国死刑改革的罪刑选择及民意基础——基于民意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期）。

因此，在中国，废除死刑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其次，但是，中国却不断融入世界，不仅仅要提高自己的国际形象（关于死刑的改革也是其中之一），还要真正让中国本国公民切实享有更高品质的人权，而不再仅仅处在最低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人权标准的基础上。

因此，我们必须限制、控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同时充分保障可能判处死刑的基本人权、诉讼权利。可以有两个层次上的控制：其一，从立法上，减少死刑的罪名或者在具体罪名中降低死刑的档次（在中国有两种死刑，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而后者基本上都转化为无期徒刑）。当上述情况达到社会可以容纳的程度时，立法在这段时期的使命就已经完成，就需要更深入的层次以限制死刑的适用。这就是其二，司法限制。亦即当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司法程序之后，由法官、律师、检察官共同努力（当然不是让法律合谋，而是在自己职业范围内行为，即公诉、辩护与判决）实现尽量慎杀、少杀，实现实际上的死刑减少，从而切实提高中国公民的人权享有状况。

再次，公民教育。

必须注意到的一件事，即虽然国家在立法与司法政策上可以坚持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律师也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国家政治、司法政策为可能判决死刑的被告辩护。

但是，需要主要到社会的接受度，如东北的刘涌案所引起的社会各界的注意与思考。笔者在这里不想谈论谁是谁非的问题，而仅仅想说，如果死刑真正地、确实地要在中国减少（最终可能被废除，虽然有些遥不可及）还必须进行现代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理性对待社会的能力，培养宽容的精神，经过若干时间，当死刑存在的心理基础逐渐削弱时，中国的死刑改革就会成功！因为公民的心理意识就是一个社会的民意，我们必须注意、重视它；但是要改变、提升它必须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打算。

简而言之，死刑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与趋势，与国家的政策有很大关系，也与民意有莫大牵连；其实，这两者通常会成为一体两面的事务，因为国家对死刑的政策（包括立法与司法）就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公民教育的功效。

【作者简介】

蒋志如，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政制度、司法制度与诉讼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