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修订后的《刑法》第385条删除了有关受贿共犯的规定。据此，有人认为，非身份犯不能成为受贿罪的共犯。由于家属一般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而，有的认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家属，不能成为受贿罪的共犯。可见，要研究家属共同受贿罪与非罪问题，首先要弄清非身份犯是否可以构成受贿共犯。

关于非身份犯能否构成受贿共犯的问题。对此，目前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是特定的身份犯。修订《刑法》已删除了《补充规定》非身份犯与身份犯共同受贿，以受贿共犯论处的规定。因而，修订《刑法》生效后，非身份犯与身份犯共同受贿的，不能再以受贿共犯论处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受贿的犯罪主体是具有一定身份的特殊主体，除具有相同身份的主体可以构成受贿罪共犯外，非身份者与具有一定身份者共同受贿，也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其主要理由如下：

（1）从刑法理论上看，一般都认为非身份犯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犯。[1]

（2）从立法上看，非身份者，也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犯。如修订后的《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3）从司法实践来看，非身份者（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家属等）与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情况比较严重，如果对非身份者不以受贿共犯论处，则难于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势必放纵犯罪，不利于打击和遏制贿赂犯罪。

但应当注意的是，刑法分则条文在第382条规定了非身份者与具有特定身份者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而对受贿罪为什么未作与此相同的规定呢？我们理解，非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受贿比共同贪污的情况复杂得多，非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受贿主要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非身份者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构成，应与一般同犯罪的构成有所不同。因为家属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般知道（包括事前知道和事中知道）并与之共同收藏或享用；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时，家属在场并共同接受；有的家属受国家工作人员指示，代收财物，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不在场时家属代收财物等等。按照一般共犯理论，家属的上述行为则可构成共犯。但对受贿来说，对家属的上述行为如果都作共同受贿处理，势必会扩大打击面。因为家属的特殊身份以及在家庭中受贿的特殊环境，往往会使家属自觉或不自觉的陷于其中。因而，对家属明知是贿赂而享用，或明知是贿赂而消极地代收，一般不应作共同受贿犯罪处理。因为家属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并没有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受贿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完成的，应重点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因而，修订《刑法》在分则条文中不作硬性规定，是切合实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身份与有身份者共同受贿都不能构成共同犯罪。对于无特殊身份之家属参与受贿的，当其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产生积极作用时，则应以共同犯罪论处。一般说，家属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作受贿共犯处理：（1）家属积极鼓动、怂恿、唆使甚至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2）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策划、积极配合，为实现受贿创造条件的；（3）家属先收受或索要财物后，再要求或逼迫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4）家属事前参与受贿，事后积极窝藏、转移赃物，情节严重，妨碍侦查活动的；等等。

值得引起立法机关注意的是，分则条文在第382条贪污罪中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贪污作了规定，而在受贿罪中未作相应规定，这就难免在司法实践中，对没有规定非身份者构成身份犯的犯罪，产生不同的认识和分歧。因而，建议将来修改《刑法》时，在总则共同犯罪一节里，设立专门条款规定：“不具有特定身份者，勾结、伙同具有特定身份者，犯身份之罪的，构成身份犯的共犯。”不再在分则条文规定，以消除立法上的不协调现象，以免引起分歧。

注释：

参见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365页。王礼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