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因用工主体复杂，致被告主体资格确定难

近年来，建设工程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中，有80%以上涉及工程违法分包或挂靠，“分包”、“转包”及个人挂靠成为建设工程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承包人将建设工程违法层层转包、分包或挂靠，使得劳动关系趋于复杂化，农民工一旦讨要工资，各级承包人纷纷拿出转(承)包合同来，相互推诿扯皮，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很多有资质的建筑承包企业把工程全部或部分转包给所谓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又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包工头来做。二是有的专门实行劳务分包，让包工头自己去找工人，致使大量不符合《劳动法》和《建筑法》规定，不具资质的用工主体进入了建设工程市场。三是有的是个人借用其他单位资质，实际承建纯属个人行为。四是有的承包主体在工程施工期间有住所地、管理人员，但工程完工后，管理人员离开施工地，组织机构撤离。甚至有的施工单位在施工结束后，通过有关部门在较短时间内将原单位注销或撤并后，在异地成立新公司，致使农民工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是在为哪个“老板”打工，甚至农民工根本搞不清其中转包、分包情况。五是施工单位在用工时很少签订书面用工协议。部分即使签订了协议，很多出现盖章、签字等手续不全，更严重的是用工主体弄虚作假，在协议中签的单位名称到工商部门根本就查不到。以上种种原因，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工分不清责任主体，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更要花费大量精力来查找、确定用工主体，确定被告的主体资格，有时一个案件就要追加、变更诉讼主体多次。

二、因用工手续不完善，致使农民工举证难

首先，多数农民工法律意识薄弱。劳动争议诉讼中，很多原告因在劳务报酬等方面缺乏相关书面协议或劳务合同，对劳动报酬的给付标准、给付方式、期限、量化标准等缺乏相关书面依据，在主张权利时很被动。其次，农民工的劳动工时主要由承包方记工为主，由承包方或雇主计算工程量、制作持有结算书，劳动者本人在整个劳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第三，法院查证难。部分农民工当事人的诉讼中仅有主张而无相关证据，也不能提供相关线索，双方各持已见，法院无法及时查清事实;有的经较长时间自行索要或经多个部门处理无效后才起诉，历时较长，证据灭失，证人难寻，证言失真，使法院查证更加困难。

三、因用工单位有意躲避，致使该类案件调解难、快速结案难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大多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小企业、个体户以及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小作坊及加工场所，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企业规模小，实力较弱，技术水平低，抵御风险能力弱，破产倒闭的风险较大。一旦遭遇经营困难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资的情况下，一些小企业老板有意躲避,致使法院无法直接送达，给农民工讨薪带来很大麻烦。

四、群体性事件化解难

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往往涉案人员较多，一旦处理不当，极易引起农民工群体上门讨薪、群体上访闹事，甚至采取极端方式来达到目的，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一旦造成群体性信访事件，在化解过程中难度非常大，很多情况下需要政府出钱清理欠薪后，才能使事件得以妥善解决。

五、针对以上问题，法院建议：

一是应建立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长效机制。要在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月”活动的基础上，建立长效解决机制，开通农民工讨薪“直通车”，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做到快立、快审、快结，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环节，减少农民工当事人的诉累。在受理案件时，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应作出减、缓、免诉讼费的决定，受理案件后尽量缩短审理时间，判决时应当将农民工诉讼的误工费、律师费、旅差费、证人出庭费用等损失列入赔偿范围，全力挽回农民工兄弟的损失。

二是应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要进一步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教育用工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并让农民工切实增强法律意识，充分认识到“劳动合同”既是建立正常劳动关系的凭证，又是解决劳动争议的重要依据，强化其证据观念。

三是应建立相关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间的沟通协作。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目前困扰社会的一大难题，仅仅依靠法院的力量难以解决，需要劳动保障部门、法律援助机构、相关单位及社会各界的密切配合与协作，才能从源头上和根本上解决好这一社会难题。劳动监察部门应加大监察力度，加强对拖欠工资者加重处罚力度，保证我国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尤其是农民工作为劳动者所享有的劳动权利得到全面落实。

四是应尽快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增设用工单位或个人民事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应以拖欠工资的倍比进行计算，像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中倍比罚则一样，要通过沉重的代价来约束用工方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