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实践中，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理解与认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1、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及理解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从以上法律规定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交通肇事后逃逸所指的各种行为。

2、在逃逸的原因上，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原因仅指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即肇事者在肇事行为发生后，害怕被司法机关发现，被追究法律责任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实践中，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害人的家属由于情绪难以控制，往往纠集众人对肇事者进行报复，肇事司机在这种情况下的躲避行为与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逸的行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此外，行为人由于正在执行抢险、救灾等紧急任务时，在肇事后为继续执行任务而离开现场的行为应不属于肇事后逃逸行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把肇事后逃逸行为与肇事司机因害怕被害人家属的报复不得已采取的躲避行为及因执行紧急任务而不得不离开现场的情况区分开来。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作为承办案件的法官一定要结合肇事者的行为特征及心理特征做综合分析，来认定肇事者肇事后逃跑的行为是否属逃逸行为。

3、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这一情节是属于犯罪构成的要件抑或是量刑的情节，有不同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一种事后行为，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但该事后行为对其先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不能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我们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既是一种量刑情节，又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在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况下，逃逸就是量刑情节；在行为人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逃逸则可以是该行为构成犯罪的一个构成要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从中可以看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即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交通肇事罪的一个构成要件，因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逃逸行为可以是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但在刑法第133条中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此条款中的逃逸是建立在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础之上的，是作为法定型升格的一个量刑情节出现的。

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以致发生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交通事故时，其行为才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并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或者有违规行为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即使肇事者有事后逃逸行为，肇事行为亦不构成犯罪，否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最高法院的解释中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之外的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只是一种量刑情节，即在行为人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又有逃逸行为的，应该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量刑。

水上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水上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包含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之中的，然而《刑法》在第一百三十一条和一百三十二条又分别规定了重大航空事故罪和铁路安全运营罪，却未把承担更为重要运输任务的水上交通肇事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予以单列。但由于水上航运的特殊性，使得几乎每一起水上交通肇事犯罪都有可能发生逃逸事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受经济利益驱动，船舶从建造、船员的选任、运输等各个环节都不符合相关规定，以致发生事故后，各个方面都选择了逃逸并订立攻守同盟，以逃避法律制裁；

二是肇事逃逸者存在畏罪及侥幸心理，法制观念淡薄，认为在茫茫水域上要找到相关证据是不可能的，而一旦交由相关部门处理，费时又费力，肇事者的这种赌徒心态是造成水上交通肇事逃逸的重要因素；

三是各主管机关协调配合及打击力度不够，发生水上交通肇事犯罪后，公安、船检、海事、检察院、法院等主管机关协作、沟通渠道不畅通，没有一个互相沟通的信息网络平台，不能真正形成打击水上交通肇事犯罪的合力；

四是现行法律并未单独设立水上交通肇事逃逸的罪名，处理时只是按交通肇事的不同情节予以量刑，处理力度不够，不足以使其主动投案。

笔者认为，水上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有其独特的特征：

从主体上看，水上交通肇事的主体主要是从事水上交通运输的人员，既可以是直接从事船舶驾驶的船员，包括船长、舵手、大副、轮机和水手等，还可以是非直接从事船舶驾驶的人员，如船舶的所有人或出租人、承租人。如果船舶不适航，船舶的所有人或租赁双方人员要求航行，并在船舶发生交通肇事以后指使船舶逃离现场，他们也要承担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水上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主体具有很大的复杂性，不仅仅是船舶的驾驶和操作人员。

从事故发生后的情形来看，几乎每一起水上交通肇事发生后，肇事船舶都选择了逃逸，这成了一直以来困扰海事公安机关执法的重大难题，造成这种情形除本文上述的几种原因外，没有将交通肇事逃逸单独列为一个罪名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从危害后果来看，水上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往往大大高于道路交通肇事的损失程度，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水上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因为现在的船舶运输普遍吨位大、货物价值高，而且水上交通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的各种费用很多，其损失的具体计算可参照《交通部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的规定，这与道路交通肇事犯罪的处理有较大不同。

从管辖上来看，公安侦查机关在管辖上居于被动的地位。水上交通事故的主管机构是海事部门，事故责任主要由海事部门进行认定，公安机关并没有管辖权，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只有当海事部门调查取证后认为构成犯罪并移送公安机关时，公安机关才能依法立案侦查。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有时海事部门对事故的责任认定并不很恰当，这又给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增加了难度。

鉴于水上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上述特征，笔者认为，水上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是指水上交通运输的主体在水上交通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惩处而逃脱现场的行为。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水上交通肇事逃逸罪，其主体是从事水上交通运输的人员，包括船舶驾驶人员、操作人员以及船舶的所有人和租赁双方；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擅自逃离事故现场；其违反的客体是正常的水上交通秩序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客观上造成了生命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