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不能成立特别累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没有关于特殊累犯年龄限制的明确规定，但根据《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不适用累犯，而特殊累犯属于累犯的一种，因此特殊累犯的年龄限制应同累犯一样，年龄必须满十八周岁。

一、重犯和累犯判刑一样吗

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重犯和累犯的量刑是不一样的，对累犯的应该从重处罚，而对重犯要依据犯罪的情节确定怎样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十五条

【一般累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六条

【特别累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二、如何认定特殊累犯

1、构成特殊累犯的犯罪性质有三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并且强调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修正案的内在逻辑就是，修正后的特殊累犯并不需要累犯的前罪和后罪在性质上完全统一，也就是说不再是一一的对应关系，而是可以交叉对应，亦即明确规定特别累犯的前罪和后罪都可以是这三类犯罪中的任何一种，这将会导致特殊累犯由一大类增加为九大类。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特别累犯在范围上具有极大的扩张性，有打击面过宽之嫌，特别累犯与一般累犯在本质上无甚差别。同时累犯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人较之累犯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人，其人身危险性和重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作为累犯的前后两罪在法律和行为上具有特定联系，反映了行为人的特殊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若考察外国立法例我们会注意到，虽然各国对累犯制度的规定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各国立法仍存在普遍的共性，即都明确要求累犯的前罪与后罪属同一类犯罪，都以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后再犯同类犯罪为构成累犯的要件，亦即前后罪同性质是构成累犯的前提，此乃各国立法之通例。至于特别累犯，则更要求前后罪罪质的一致性。

因而为了避免《刑法修正案（八）》对特殊累犯修正可能导致的特殊累犯数量的大量增加，并进而导致刑法重刑化，我们主张特别累犯的前罪与后罪应当限定为相同种类的犯罪，这样的规定既符合特别累犯制度设立的初衷，又能更有效的保障刑罚目的的实现，还能与国际通例相契合。再者，我们还应将构成特殊累犯的主体限定为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主犯，这是我国宽沿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属于有组织性犯罪，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是其必然的特征，如果按照修正案的规定，上述主体在任何时候再犯三类犯罪中任一罪均可构成特殊累犯，这显然对于这些犯罪中的从犯、帮助犯有打击过度之嫌，不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未成年人累犯问题。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上述规定带来了一个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即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或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可否构成特殊累犯？

未成年人不应构成特殊累犯：

（1）从我国刑事政策的传统看，适用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规定始终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取向。相比成年人，未成年人在生理上心智上相对不成熟，其对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也要比成年人弱，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成年人犯罪。例如在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时，立法者充分考虑了未成年人的特点，对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作了限制性规定，规定对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见对未成年人犯罪，我国的刑法传统始终是持宽宥态度的。

（2）从国外立法例的视角看，国外刑事立法普遍规定累犯的前罪和后罪均必须发生在成年之后，若前罪是发生在未成年时，无论后罪发生时成年与否都不构成累犯。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周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罗马尼亚以及泰国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由此可见，保障未成年人人权和基本权利已日益成为国际刑事立法的大势所趋。

（3）我国《刑法》第17条已经规定对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若体系性地考量《刑法》第17条和《刑法修正案（八）》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作出的上述从宽处理规定，我们认为，未成人犯罪的，除不以一般累犯论处外，也应当排除于特殊累犯之外。否则，就会出现立法在同一问题上，既存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又存在从严处理的矛盾规定。

三、累犯处罚的标准是什么

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罪犯。累犯处罚原则的规定主要有从重处罚原则。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了一般累犯，第66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两种累犯在构成条件上存在着差别。

据此，对累犯裁量刑罚，确定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于累犯必须根据一定的标准从重处罚。即无论具备一般累犯的构成条件者，还是具备特别累犯的构成条件者，都必须对其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相对较重的刑罚，即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

一方面，对于累犯应当比照不构成累犯的初犯或其他犯罪人进行从重处罚。具体而言，就是当累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与某一不构成累犯者实施的犯罪行为在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方面基本相似的条件下，应比照对不构成累犯者应判处的刑罚再予以从重处罚。虽然我国刑法并未明文规定对于累犯应当比照不构成累犯者从重处罚，但基于刑法设置累犯制度的宗旨和累犯制度的基本精神，这应是对于累犯采用从重处罚原则，以解决其刑事责任所须遵循的基本立法精神。

另一方面，对于累犯从重处罚，必须根据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确定具体应判处的刑罚，应切忌毫无事实根据地对累犯一律判处法定最高刑的作法。在司法实践中，有个别审判人员习惯于对累犯不问情况一律判处法定最高刑，似乎对从重处罚的理解就是一律判满贯刑，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妥当的。

2、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而不是可以从重处罚。可以是选择性规范，即适用者可以选择从重，也可以不选择从重。应当从重则是命令性规范，法官没有灵活选择的余地。即凡是符合累犯条件而构成累犯的，审判人员就必须对犯罪人在法定刑的幅度内处以较重的刑罚，否则就有悖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3、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这是刑法第74条明确规定的；另外，对累犯不得假释，这是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的。因为缓刑和假释的适用，都要求以犯罪人不致再危害社会为条件，而累犯则属于屡教不改，具有较大人身危险性的人。对累犯适用缓刑和假释，不利于对累犯的教育、改造，起不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更不能保证社会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