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现行刑法制定以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有必要对量刑的数字化标准作出相应调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律师朱列玉准备提交的《关于修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不合理量刑规定的议案》呼吁，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对贪污受贿量刑标准进行修改，并建议每五年对量刑标准作调整。

建议1

贪污十万处一年徒刑

而朱列玉的议案指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从1997年的5160元增长至2011年的218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由2090元增长至6977元，实际分别增长了3.23倍和2.34倍。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仍按照1997年刑法的“贪污十万以上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量刑。“这明显表现出刑罚过度供应。”朱列玉说。

“1997年刑法规定的‘十万元’基数相当于当时农民年收入的近50倍，相当于城镇居民年收入的近20倍。从购买力角度考虑，现在的‘十万元’大致相当于1997年的‘一万元’。”因此，他建议将刑法中关于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改为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他同时建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等因素，每五年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做相应的调整。

建议2

有期徒刑最高至40年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犯单罪的有期徒刑期限，除刑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议案表示，目前单罪的有期徒刑最高刑期设置过低，导致贪污受贿犯罪如在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会存在量刑失衡的问题。

议案举例称，云南思茅地区景谷县县委书记谢武卫受贿10万元判处10年，青海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多康受贿168.6万元判处10年，两者受贿数额相差将近16倍，量刑却完全相同。“这种结果不仅犯罪者本人无法接受，社会民众对此也无法理解。”朱列玉说。

他建议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格以及量刑具体标准进行调整，即贪污受贿罪按每贪污受贿十万元量刑一年作为基本量刑标准，并将贪污受贿犯罪单罪的有期徒刑最高期限延长至40年。

建议3

死缓改无期徒刑流放

议案表示，死缓作为我国独创的一种刑罚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刑法》中关于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修改为“故意犯罪”后，死缓制度逐渐成为名不副实的生命刑。

议案具体分析道，死缓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实施故意犯罪能力已经因为监狱的严格看管而基本丧失。而属于判处死刑范畴的死缓，是导致我国死刑判处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死缓犯的犯罪行为较之应当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行为要严重，但较之应当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行为又要轻。”对此议案建议，将死刑缓期执行改为无期徒刑加流放刑，“将死缓犯判处无期徒刑另处流放刑，关押到国家指定的西北沙漠、戈壁滩上条件艰苦的监狱中服刑，在起到在无期徒刑基础上增重刑罚作用的同时，也能大大降低我国死刑判处率，体现我国限制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