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道教》读书报告

伍德裕

韦伯，是当代西方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是社会学界的顶级大师之一。德国特色的大学制度造就了韦伯的博学多才——当然这跟他个人的努力与天赋有很大的关系——他对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连音乐等艺术科学都极有研究，学术涉猎范围很广。思想体现在著作上，他的著作自然也就富含多种学科思想的交杂，意涵十分丰富，学术视野开阔。以前曾读过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不算厚，但对于学术修养尚浅的笔者来说，读韦伯的书是一件苦差事，一本书往往要仔细阅读几遍才能粗窥全意。这次所看的《儒教与道教》尤觉更难，虽然书中写的大部分都是有关中国的内容，但看起来却似乎有点陌生，韦伯在其书中所描绘的是一幅大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见的中国的历史图像，这应该是韦伯独特的分析视角所致的吧。

一、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概述

韦伯的学术成果中很显耀的是他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观，通过比较、分析来寻求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研究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首，接下来陆续写出《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及未完成的《伊斯兰教》，这一系列著作构成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集，集中体现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韦伯的这一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宗教伦理根源。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产生了理性的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商业贸易等比较发达吗？那为什么世界其他民族如中国、印度等也曾有过发达的科学技术、有过繁荣的商业贸易等资本主义所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呢？韦伯独具慧眼，他认为是宗教伦理在当中起着作用。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1#西方之所以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西方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的伦理观，他的论据是新教尤其是卡尔文教的上帝预选说，该教义宣扬人是否得到救赎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这意志是预定的而且无从获知，人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工作上的成就来荣耀上帝，并以取得的财富来证明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宠，是上帝所预定的选民。这种工作伦理无疑给人们的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创造了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才造就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完成了西方新教伦理的研究之后，韦伯转而研究世界其他主要民族的宗教伦理，他认为这些民族之所以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受到了其所信奉的宗教伦理的制约。通过与西方新教伦理的比较，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确得益于基督新教的伦理观。

二、《儒教与道教》部分解读

以上是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简单概述，接下来本文将重点放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上。《儒教与道教》是韦伯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之后的研究成果，虽然书是以教派来命名，但是整本书不仅对宗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阶层等各方面的问题也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全书大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1~4章）#2#主要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层面的特性，并将之与西方及其他社会的相类层面作比较，这些方面基本是属于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有关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所做的分析。书的后半部分（5~8章）则集中分析了宗教方面的因素，这是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有关的精神方面的因素所做的分析。韦伯论述的范围十分广泛，若要对其整本书作评析大概可以著成一本小书了，笔者不欲也无力如此，接下来的文字主要想对韦伯书中儒教部分的分析作一下梳理。

韦伯之所以把对儒教精神的分析放在后头是有其道理的。他在书的前半部分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学分析表明：虽然不稳定的货币制度、缺乏自主性的城市、家产制的国家结构、势力强大的氏族组织、实质主义的法律制度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理性化进程，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也能找到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的积极因素，如：中国人具有举世公认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的商业行会比许多西欧国家更加强大和自治、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的巨幅增长、中国人没有基于出身的身份限制及可自由迁徙等。既然在中国社会中同时存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也有弊的物质条件，那么单从物质条件因素分析是无法得出资本主义为什么没在中国产生的结论的，必须从精神层次来着手分析。

1、儒教的社会秩序观及其伦理的此世倾向

儒教作为盛行中国两千余年的正统教派，其所宣扬的伦理观对中国人的精神、思想有很深的影响。儒教的经典里宣扬的基本是入世的俗人的伦理道德。儒教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这个世界中，宇宙秩序是固定的不可违反的，人类所生存于斯的社会秩序不过是这宇宙秩序中的一个，而且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儒教肯定这个世界的秩序，俗世中的人所需做的只是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只有当人能将一己融入宇宙的内在和谐之中，那么心灵的平衡与帝国的详和方可且当可获得#3#俗世中的人应当小心谨慎，克己守礼，抑制由狂欢、极乐的活动所引发的非理性情感，因为那样会对秩序的和谐与平衡造成破坏。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以其理性的要求而与世界相对立的宗教都会在某一点上与世界的非理性处于紧张的状态。但是这在儒教中不存在。中国人的灵魂从未受过先知革命的洗礼，也没有属于个人的祈祷。#4#从来未有一个超世的提出伦理要求的上帝作出伦理的预言，因此在中国从未出现与现世的紧张对峙。儒教认为人性本善，其伦理观中从来没有原罪的概念，儒教徒看不到尘世行为与彼世报答、与宗教救赎之间的任何紧张性，因此也就谈不上通过不受纯粹的传统与习俗约束的内在力量去影响生活方式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救赎的观念。这样就使儒教丧失了对现实世界提出超越要求的内在精神动力。儒教的任务在于适应此世，他们眼中没有清教徒的救赎观念。这使得儒教的伦理观带有一种很强的此世倾向。中国的宗教——无论其本质为巫术性或祭典性的——保持着一种此世的心灵倾向。#5#儒教徒所追求的是他在此世的命运——为了长寿、为了子嗣、财富，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为了祖先的幸福#6#，这些是他们此世奋斗的终极目的。与儒教的这种对世界的随和态度相对，清教伦理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清教徒对超世的上帝负有宗教的义务，在他们的伦理观中都有原罪这个概念，他们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无一例外都是堕落的，世界是个罪恶的渊薮，清教徒应该做的是抑制自己的欲望，尽自己的努力辛勤劳作，把自己的职业看成一种天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来荣耀上帝，以自己辛勤劳作所获得的财富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其将在灵魂上获得上帝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