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年代里，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发挥传统的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守夜警察的作用，而且还要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照顾社会的家长作用。政府乐得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而百姓把一切都交给政府解决也心安理得。不过，这种在计划经济年代顺理成章的事情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曾经被完全淹没于大一统的集体当中的个人自由与主张现在开始处处显现，年轻一代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政府包办生活中一切细节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更自主地生活。

但是，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这二十多年中，政府官员们在充分发挥自己作用方面的积极性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政府的职能日渐增强，机构不断膨胀，地位日趋显赫，行政权力的行使甚至已经没有什么界限可言。

随着中国逐步迈向一个开放、自由和彰显个性的社会，政府干预社会的积极性同日益突出的社会各阶层的个性化要求产生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生活中几乎随时随地可以看到这个冲突和矛盾。这就是产生目前已经进入一读阶段的《行政许可法》草案的社会背景。

从目前可知的草案内容来看，这部法律将会大幅度缩减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范围，换言之，政府的权力将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行政之手无处不在

行政许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它的确也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能的一种较为重要的手段。但是，在中国，许可的过多过滥现象已经让老百姓感到非常难以适应。比如说，我给我女儿上户口就跑了十几次，盖了若干个章。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马怀德教授用自身的经历给记者说明当今多如牛毛的许可制度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马教授是中国第一位行政诉讼法的博士，也是当今中国屈指可数的行政法学专家之一。他说，不仅结婚生孩子、外出打工、出国留学，甚至当个保姆也要得到许多部门的允许才行，更不要说经商办公司之类的大事。动辄跑几十个部门，盖上百个章，拖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人们已经屡见不鲜。即使在深圳市经过了行政审批改革之后，如果要建一座四星级的饭店还要盖上115个章才能营业。马怀德教授认为这种情况已经是非改不可的了。

那么，为什么行政机关如此热衷于设置行政许可呢？马怀德认为除了政府加强管制、维护公共秩序和利益外，还有两大原因。其一是为了方便，不过这种方便不是百姓的方便而是政府的方便。设置的行政许可越多，官员越方便，他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控制他想控制的一切事情，只要等着人来求他，客客气气地寻求他的同意或许可，一次不成可以让你多来几次。第二个原因就是行政机关的部门利益可以通过设置许可得到保障。许可，换句话说，就是不许不可。它可以使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官员个人的利益都得到最大化，为腐败创造机会，成为腐败滋生最有利的土壤。两大原因使得各级行政机关在设置行政许可制度上充满了激情和创造力，花样不断翻新，审查、审批、审核、批准、同意、登记、备案，凡此种种不下几十样，不论叫什么名称，总之是要有相关部门的官员点头才行。这种非官员点头什么都不能干的政治就叫做点头政治。马怀德认为，任由这种态势发展下去，肯定与建立一个高效廉洁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

国家行政学院的杜钢建教授对此问题同样有着深刻体会。他对上述种种现象作了高度的概括总结，即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行政职能审批化，最终是要达到收费的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收费绝不仅仅是指那一点点行政收费，由此大家完全可以明白，如果政府沿着以前的老路继续它的脚步，那么越是远离计划经济，政府设置行政许可的态度越积极。

任何一部新的法律出台，都意味着一种利益的调整，矛盾焦点以及调整的幅度决定着立法进程中阻力的大小，也决定着一部法律在诞生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对于目前这部正在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读的旨在限制行政机关权力的法律，上述两位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认为前景十分美好。因为在此之前它已经在国务院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