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讲述刑罚的特性包括惩罚性以及教育性。

惩罚性

刑罚与惩罚具有紧密不可分离的联系，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说，惩罚是刑罚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惩罚，就没有刑罚。刑罚的惩罚性，主要是通过对犯罪人的某种利益或者权利的剥夺而实现的。各种刑罚方法剥夺的利益或者权利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正是根据这种剥夺的利益和权利的不同，刑罚可以分为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死刑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为内容，其惩罚性是不言而喻的。自由刑以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为内容，使犯罪人遭受铁窗之苦，以示惩罚。财产刑包括没收财产和罚金，前者是对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的一部或全部的剥夺，后者是强制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的金钱，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使犯罪分子的财产遭受损失，从而体现出刑罚的惩罚性。资格刑以剥夺犯罪人的一定的政治或者其他权利为内容，使犯罪人参加国家政治活动或者管理活动的权利化为乌有，借此表达刑罚惩罚的意蕴。毫无疑义，揭示刑罚的内在属性，首推惩罚性。要使刑罚发挥惩治犯罪的作用，就要通过刑罚对犯罪分子造成一定的痛苦，剥夺其一定的权利与利益。这种痛苦和一定权利与利益的剥夺恰恰是刑罚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惩罚这一属性，刑罚就失去了其特性而不成其为刑罚。应该指出，惩罚虽然是刑罚的内在属性，是一切刑罚都具有的共性，但在刑罚进化的不同历史时期，刑罚的这种惩罚性的具体表现形态是有所不同的。刑罚从残酷到轻缓，就是刑罚进化的一般规律。

教育性

刑罚不仅是对犯罪人的一定权利和利益的剥夺，而且还表明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的评价，并且从道义上谴责犯罪分子，这对于犯罪人以及其他人都寓有教育的意蕴。因此，教育也是刑罚的内在属性之一。教育作为刑罚的属性，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在各个时期的刑罚中所占的比重及其表现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国的蒙昧时代和西方的复仇时代，刑罚的惩罚性居于核心地位，刑罚的教育性是微乎其微的。在西方的威吓时代，刑罚的教育性主要表现为用残酷的刑罚进行恫吓。当然，与此同时，中国和西方历史上主张发挥刑罚的感化作用的思想家也不乏其人。显然，与恫吓相比，感化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教育，距离更为接近。及至近代西方教育刑兴起，更是将教育视为刑罚的本质特征。应该说，教育因素在刑罚属性中的地位加强，正是刑罚进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刑罚特别重视刑罚的教育性。它通过对犯罪的谴责，使犯罪分子认罪伏法，在思想上受到深刻的教育。因此，如果没有教育这一因素，刑罚同样不成其为刑罚。而且可以肯定，随着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刑罚中的教育性这一属性将在中国刑罚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