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区别

刑事审判实践中，对一些群殴或互殴案件的定性，经常令到法官在聚众斗殴罪和故意伤害罪之间举棋不定，其原因在于这类案件的各个构成要件正处于两罪的交叉，致使法律适用的困难。

查阅目前大量的注释类刑法书籍，没有发现关于区分两罪界限的便于操作的解释。比如，我们试图从主观方面去寻找些端倪：有观点认为聚众斗殴罪一般是为了争霸一方抢占地盘，或者为了报复他人，或者为了寻求刺激等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的犯罪动机。①还有观点认为行为人在思想上已经丧失了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是非荣辱标准已被颠倒，②等等，都是把犯罪动机当作主观方面来表述。

这些看法实质是执法者对行为人的心理评价，强调的是行为人在斗殴过程中对道德义务的认知。事实上，当我们结合具体案件去观察在斗殴目的支配之下的行为人，很难判断其斗殴当时的动机有多少成份是伤害，又有多少成份是藐视国家法纪。

一般来说，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最显而易见的区别在于侵犯客体的不同，即，普通的斗殴行为，仅仅是侵犯一个或数个被害人个体的身体健康权和生命权，以故意伤害归罪；而聚众前提下的斗殴行为，不仅侵犯被害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其聚众行为和斗殴行为还分别或共同侵犯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因而刑法以聚众斗殴罪特殊规范。但是这种特殊的规范又不是贯以始终的，刑法第292条第二款规定，聚众斗殴罪在斗殴结果是轻伤或没有伤害结果时，比较故意伤害罪属于重罪，而当聚众斗殴结果致重伤和死亡时，又转化为故意伤害罪的第234条和第232条处罚。这种转化关系说明两罪并没有天然的界限，只是立法者的侧重不同：轻伤结果以下侧重保护公共秩序，重伤死亡结果时侧重保护人身权利。

可见，聚众斗殴罪保护的是双重客体，故意伤害罪保护的是单一客体。不过要想借此作为司法审判中划界的圭臬，却无济于事的，因为通常的斗殴行为都必定对社会秩序造成不同程度的侵犯，某一具体的斗殴行为侵犯的究竟是单一客体还是双重客体，确实存在难以廓清的模糊地带。

笔者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界限两罪，似有所帮助。

一、比较两罪的主观方面。

聚众斗殴罪中，斗殴双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均存在非法侵害目的，也就是说，聚众斗殴罪要求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均有过错；而故意伤害罪并不以此作为必要条件。此点，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斗殴行为中如果一方是非法侵害，一方为合法反击，只能认定为一般的共同违法或犯罪行为，而不能认定为聚众斗殴罪。?③在实践中，可以根据斗殴双方是否蓄意报复、有无事先的斗殴准备和意思表示等来考察行为人双方是否具有非法侵害故意。

故意伤害罪通常是仅有一方行为人具有非法侵害的目的，但也不排除双方均具有非法侵害目的的情形，这种时候，就需要从犯罪的客观方面进一步甄别了。

二、比较两罪的客观方面。

我们可以把聚众斗殴分解为聚众行为和斗殴行为，其中聚众行为是斗殴行为的预备行为，斗殴行为是本罪的实行行为，这两个行为中至少有一个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秩序：要么聚众行为的规模大，参与人数多直接侵害社会公共秩序④；要么斗殴行为的地点在公共场所、交通要道，斗殴持续时间长等也直接侵害社会公共秩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而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方面基本上是以单方的人身攻击行为为主，但是在某些群殴和互殴⑤的情况下，也有聚众行为和斗殴行为，只是其规模小、程度弱，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侵害不明显。

两罪最易混淆的原因也在于此：并非具备了聚众行为和斗殴行为就当然定聚众斗殴罪，关键要分别考察两种行为的危害程度。当行为人的聚众行为和斗殴行为的情节足够严重，符合刑法292条第一款所列举之要件，才足以从故意伤害罪升级到聚众斗殴罪。此点，其实正是聚众斗殴罪的立法原意所在。

因此，通过上述两步分析方法，当且仅当斗殴双方的主观和客观方面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方面，才能构成聚众斗殴罪。

结合审判的实证分析，例如，案例1：某批发市场内，被告人以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或损失为动机，纠合一帮人殴打对方档口的一帮人，致对方一人轻伤，二人轻微伤。该案例由于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殴打，没有过错，不符合上述第一点的情形，故不应该认定为聚众斗殴罪；

案例2：某鞋业城被告人等为争夺客户货物运输的垄断经营权，包括被告人在内的一方湖北帮与对方湖南帮在鞋业城内蓄意斗殴，事先双方均准备了工具，结果致对方一人轻伤。该案例由于双方事前有预谋，双方均有明确的过错，且聚众行为清晰，应该认定为聚众斗殴罪；

案例3：被告人等3人在发廊因为收费问题与被害人一家人发生冲突，结果双方互殴，均有受伤。该案例虽双方均有过错，且有一定程度的聚众行为，但由于聚众行为和斗殴行为均未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严重侵害，而宜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总之，根于成文法的规范基础，此罪和彼罪的界限出现模糊，实属正常。我们既要努力清晰界限，使刑罚的应用更加符合立法者原意，又要结合案件实际，在法律适用上保持适当的灵活。在采用上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后仍然不能界限时，按故意伤害罪从一轻罪处罚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不可否认罪与罪之间确有无法明晰的区间，正如在刑事诉讼法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的难以发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