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5日23：30时许，正在家里熟睡的李某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一接才知是张某打来的电话，张某称今天下午已经把李某的母亲从老家绑来关在房里，如果李某还要想母亲活命的话，必须在两小时之内交8000元给他。否则将再也见不到他的母亲了。心急如焚的李某马上打电话到母亲家里，果真无人接听，再打电话问邻居知有两天不见踪影。

李某只得迅速凑足8000元奔指定地点，中途打了报警电话。李某见到张某时，张某称李某母亲就在附近，只要把钱给他就可放人。李某将钱交给张某，两人正要走动时，见到警车驶来，张某随即被公安民警抓获。

后经查明：李某父亲早逝，李某母亲把他一手拉大，他对母亲非常孝顺；张某与李某在同一个村里长大，后又在本镇两个不同的单位工作，由于平时在一起打牌发生争吵而彼此怨恨；张某并没有绑架李某母亲，李某母亲因有事外出，那几天碰巧不在家；张某经济困难，大通湖区人民法院指定大通湖区法律援助中心为张某辩护。

本案中，一种观点认为，张某的犯罪行为应定诈骗罪。理由是认为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犯罪的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只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敲诈勒索罪侵犯的则是复杂客体，其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且还侵犯了被害人或其亲属的人身权利，由于张某并没有绑架李某的母亲，李某本人或李某母亲的人身安全并没有受到真正威胁，更没有受到伤害，故张某符合诈骗罪的犯罪特征。第二种意见认为该案应定敲诈勒索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处理本案的关键是要明确两罪的不同点，首先必须从理解法条和两罪的行为结构入手，来寻找二罪的差别，从而准确地定罪量刑。

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其犯罪的行为结构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欺诈行为——致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财产权受到侵害。敲诈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索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其犯罪的行为结构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致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损害。

由此可知，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虽然在犯罪的主体（一般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相同，虽然两罪都有“诈”，但两罪在犯罪侵害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是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变化，必将引起犯罪性质（罪质）的变化。

从犯罪的客体来说，第一种意见认为诈骗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仅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敲诈勒索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其不仅侵害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且还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对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一词的理解出现偏差，因而导致适应法律的结果错误。因为威胁，是指以恶意相通告迫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即如果不按照行为人的要求处分财产，就会当场或者在将来某个时间遭受恶害，威胁行为只要足以使人产生恐惧心理即可，不要求现实上使被害人产生了恐惧心理，威胁的内容是否实施也在所不问。如果实施了威胁的内容，则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未遂和其他犯罪（两罪）：例如，甲、乙合谋好后，由与丙相识的甲将丙骗往外地游玩，乙给丙的家属打电话，声称已经“绑架”了丙，借以要求“赎金”，如果家属不相信丙被绑架不给赎金，甲乙果真将丙捆绑关在地下室内，然后再次打勒索电话，限期交付赎金，丙之家属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付赎金，甲乙将丙杀害。本案张某虽然不可能实施绑架，但其威胁内容的程度足以使孝顺的张某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侵害了李某的健康权力。

从犯罪的客观方面来说，两罪在交付财物时都有意志瑕疵。但诈骗罪的本质在于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而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自愿”地交付财物，至少在交付财物的当时是自愿的。而敲诈勒索罪的本质在于使用精神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而被迫地处分财产。本案李某交付财物并不是张某的蒙蔽、信任了张某，主动地交付财物，张某也并非和平地取财。张某虽然也有“诈”，但并非“诈骗”之意，关键在于产生精神上的恐惧，不得不交付财物。

基于上述分析，此案应定敲诈勒索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4月28日《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该罪的起刑点为1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罪的起刑点为2000元。如果将本案不当地定为诈骗罪，则会不当地提高起刑点，使罪质与法定刑不对榫而放纵了犯罪，难于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司法局·章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