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晚，在北京大兴区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29岁的李磊将自家六口亲人，包括父母、妹妹、妻儿残忍地杀害。这一恶性案件余音未绝，12月12日，湖南益阳安化县阴山排村又发生一起重大杀人纵火案，造成13人死亡1人重伤。犯罪嫌疑人刘爱兵于13日被抓获。被害者就有刘爱兵的父亲，以及其近亲亲属。

这两起案件，令人发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李磊和刘爱兵，举起屠刀，砍向亲人？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悲剧何以发生？如何才能有效规避？

不管这两人有无精神病史，但其人格分裂和极度扭曲则是公认的事实。包括其他类似作案者，莫不如此。如果进行社会学和精神病学分析，他们走到今天，可能原因各异，但肯定与童年时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不良影响有关。长期潜移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最终导致矛盾激化和异化。

检视一下我们的教育，在注意应试教育以及进行宏大叙事教育的时候，在人格和情商培养方面，是存在严重缺失的。其次，我们也缺少一个性格缓冲和心理疏导的社团组织。如果在单位之中，在一定的情境下，人可以通过交流来缓释心理的紧张和对立。一旦游离于单位之外，特别是被社会边缘化之后，很可能会造成心理扭曲而不能自拔。还有社会上不良信息的刺激和影响，也可能让本就存在心智问题的人走向极端。诸如恐怖和犯罪影视剧的泛滥，以及暴力、偏激的电脑游戏刺激，都会对人格存在缺陷的心理机制产生诱导。

也因此，当前就必须通过有效方式，来促进社会纽带对家庭的维系。家庭这个细胞的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如果家庭都出现了这样的暴烈冲突，那社会的稳定便很难预期。家庭与社会之间，一旦形成疏离和隔膜，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是该下决心全方位进行调适了。或许，有一些扭曲的灵魂就在我们身边；或许，我们一句不经意的温情劝慰和关心，在挽救一个灵魂与生命的同时，也避免了一个社会悲剧的发生。当然，个人的努力，必须要与社会机制共同运行才更有意义。而对于后者，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这的确是一个更为现实而严峻的问题。

李庄案从一开始就倍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议。一审中花絮不断，检方提供论证李庄有罪的关键证据竟然是李庄曾经用眼神暗示委托人，公诉人在庭审中还拿李庄嫖娼来说事，这样捕风捉影和道德指控式的所谓证据，让法律界大跌眼镜。8位关键证人均未出庭，对于本案一审庭审中程序不正义的指责声绵绵不绝于耳。

李庄在一审中态度强硬，且李庄所在律师事务所有强大政治背景，人们一直以为他会“顽强抵抗到底”，想不到二审中李庄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庭十分钟左右，低头认罪。这个转变，与当年美国进攻伊拉克时我国的军事专家们的预测一样，我国军事专家一直以为伊拉克强大的军队会在巴格达展开巷战，伊拉克军队却出奇地消失了。萨达姆令中国的军事专家们大跌眼镜，李庄亦令许多对李庄寄予厚望，甚至以为此案能够推动中国法治前进的法律界人士大跌眼镜。

有人猜测，李庄一定是被做了思想政治工作才这样低头认罪的，我却不这样认为。实际上，龚刚模与李庄的表现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方式，即他们都是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做事。在有利时取其大，有害时取其轻：

一、根据网上的材料，李庄一定是做了串供的工作，只是到龚刚模这里就打住了，龚刚模没有顺首李庄的杆子爬。

二、龚刚模举报李庄，一定是由于产生了利益纠纷，决不是他觉悟高。举报成功，可以作为减轻刑罚的情节，所以对龚刚模是一举两得，既少花出去钱财，又因立功而减轻刑罚。

三、李庄之认罪，一定是与重庆的有司做过“交易”，即重庆有司掌握了他更多的罪证，若李庄在此案上不认罪，有司可能在他其它的罪行上给予他以更重的刑罚。所以李庄虽然不愿入狱，但在两个罪行面前，有可能面临数罪并罚的情况下，或者至少另一个罪行的处罚重于此番伪证罪的情况下，他宁愿选择这次认罪。

关于李庄案件，我对重庆有司的一些做法提出质疑，但同时也确认李庄有问题。我当时就认为，李庄一定是做了串供的事，问题是事情如何发展。

李庄案件令许多法律人失望，有人发出感慨说，“可以预见的是在现今的制度模式下，李庄律师事件这样的闹剧或是悲剧注定了还会反复发生，摧毁的不但是律师而且也包括们国家法治的公信力，而且许多优秀律师排斥刑辩业务，损失的不仅仅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2]。这种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此案以如此令人不知所措的方式结案，仍不失为中国法治的进步。中国法治的进步不仅仅是公检法遵守法律，也要包括律师遵守法律。一些有背景的背景的刑辩律师“捞人”的做法实质上是损害了律师行业的形象。此案令张狂的“李庄们”警醒。我相信，普通律师若是遵守法律的规定，断不会遭此下大狱之厄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