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我国开征遗产税不宜操之过急

[内容提要]美国遗产税在历史上一波三折，在现实上存有种种弊端，这包括繁杂的征纳规章、高额的征收成本、微弱的聚财功能，它一方面损害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却未能实现预期的社会公平，因而有效地升征遗产税并非易事。有鉴于此，我国升征遗产税不宜操之过急。

从全国范围看，美国开征遗产税的历史虽不久远，但其一波三折的发展进程，及当前招致的种种批评，既值得我们关注，也予人以启发。

一

在美国，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均开征遗产税。联邦政府的遗产税首次开征于1797年，其目的是为美国海军的发展筹集资金，以应付当时美国与法国的紧张关系。但仅隔5年，即1802年美国国会就废除了遗产税。直到1862年，出于为南北战争筹措军费的需要，国会又决定重新开征遗产税。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国会于1870年再度废除遗产税。遗产税的第三次开征则是在1898年，起因是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急需军费，与以往一样，此税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而再次被停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遗产税于1916年在美国重获新生而直到今日。由此不难看出，美国联邦遗产税始终是与战争密不可分的，是军事战争的衍生物。

目前，美国联邦遗产税的基本框架是由1976年的《税收改革法》予以确立的。这部法律对各种财产转移征税作了统一的规定，据此遗产税的起征点为60万美元，但是根据《纳税人减免法》的规定，这一数额在1998年提高到62.5万美元，并将逐步提高，直至2006年达到100万美元。遗产税的征税对象则是遗产净值。

二

目前美国的遗产税、尤其是联邦遗产税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批评，最为激烈者当数美国经济学界，不少经济学者纷纷撰文，他们或是质疑现行遗产税的实效，或干脆主张废除此税，其中不乏美国经济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包括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他们反对遗产税的主要理由是：

其一，就财政收入角度看，遗产税属于小税种。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数来考察，这一税种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事实上，仅仅1998财政年度的个人所得税，就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遗产税收入总额。

其二，就社会公平的角度看，遗产税难于实现既定的公平目标。根据美国国内收入署的统计，价值在2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遗产适用的平均税率明显低于价值在250－500万美元之间的小额遗产。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纳税人可轻易地利用以下多种渠道规避纳税义务，最典型的方式有：

1、“直接赠与”，如每位受赠者每年都可获得价值1万美元免税财产；

2、“间接赠与”，包括通过提供优惠性个人间贷款而转移的利息收入，通过改变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变相转移收入等等；

3、“未申报的赠与”纳税人对小额不动产的转移即使不予申报，征收机关也难以察觉。

其三，就经济效率角度看，遗产税几乎是存百害而无一利。一方面开征遗产税，事实上是对投资、工作和储蓄积极性的打击，人们为逃避遗产税不是减少投资、工作与储蓄，就是增加即期消费。另一方面，遗产税本身就是一个得不偿失的税种，以1998年为例，遗产税虽筹集了23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但其征收成本却高达460亿美元。

其四，就税制本身看，遗产税是美国税制最复杂的部分之一。仅遗产税纳税申请书的填写说明书就有22页，而纳税申请书本身则长达41页。据美国国内收入署的估计，正确填写此申请书的时间需一周，但实际要完成此项工作则需要4周时间，因此大部分的纳税人都聘请专业律师来完成此项工作。

经济学界的上述种种见解也影响着公众对于遗产税的看法。早在1982年，加里福尼亚州的公民就以2：1（即64％对36％）的投票结果要求取消遗产税。自1997年以来，已有五个州（纽约、路易斯安那、堪萨斯、特拉华和衣阿华）通过立法，或取消遗产税，或减轻该税的负担。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美众议院于2000年10月通过投票决定，在今后10年内逐步废除遗产税，如果这成为现实，这将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取消联邦遗产税。

美国遗产税历经的种种周折及目前招致的诸多批评值得令人反思：

一方面，从理论上分析，遗产税本身就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税种，就社会伦理标准、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来看，人们固然有极其充分的理由来要求政府开征遗产税，但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遗产税对纳税人的工作、储蓄和投资的阻碍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因如此，学术界对遗产税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个别观点极端的学者甚至认为，遗产税是“给居丧家庭增添痛苦的不公正、不道德的税收”，也是“文明世界中最恶的税收之一”，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税收理论权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塞里格曼（EdwinSeligman）教授就持类似的看法。

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看，完满地开征遗产税绝非易事。本文如上所述的情况已很好地印证了这点。由此所作的必然推论是：在美国，遗产税的实绩尚是如此；那么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如果缺少科学的论证和设计而贸然开征遗产税，其效果是值得令人怀疑的。主要依居有二：

其一，目前我国对遗产税甄别能力十分有限。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虽跃居全球第七位，但人均收入水平依然有限，故而遗产税的课征对象并不普遍。加之中华文化具有怕“露富”的传统思想，因此如何精确地确认和评估赠予财物及遗产价值，这本身就是一项困难的工作。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既有的暴富者中，其相当部分财产或是来自灰色收入，或来自不法渠道，此类财产的隐匿之深可想而知。如果政府只能对少数勤劳致富的遗产课税，而让源于非法渠道形成的遗产逍遥法外，那么这在实际上不是在增进公平，而是在加剧分配不公。

其二，我国现有的税收征管能力不足以完满开征遗产税。在我国，税收征管水平不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大量偷漏税的存在就是绝好的佐征。既然我国既有的征管能力尚不能使现有的税种得到有效、足额的征收，那么有何必要非开征遗产税不可，更何况遗产税的开征需要更科学的技术手段和更严密的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遗产税的征收成本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我国税收收入已突破一万亿元大关的前提下，我们为何不以较低的税收成本去挖掘现有税种的征收潜力，而非要以较高的税收成本去开征遗产税这样一个新的税种？

总之，美国遗产税予人的启示是：在我国，情感呼唤着遗产税，但理智告诉我们，遗产税的实施不宜操之过急。

相关热词：美国遗产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