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全国财政总收入也一举突破了10万亿大关，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然而，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体制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也开始逐步暴露。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在财权和事权方面的不协调、不匹配，甚至严重错位，不仅造成财政收入使用效率的难以提高，也使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关系出现了不利于促进公平、推动正义的现象。

所以，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理顺财政分配关系，规范财政运行机制，已成为财税工作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显然，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使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是财税体制改革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分税制财政体制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方面，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占比已由分税制改革前的30%左右提高到了50%以上。

但是，新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出现，那就是中央在集中财权的同时，由于不断地下放事权，不断地出台增加地方财政负担的政策措施，使地方的财权与事权越来越不匹配，越来越不适应。这几年，为什么地方始终把着“土地财政”不放，除了政绩冲动之外，很大程度上与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有关。如教育卫生投入、科技环保投入、社会稳定与和谐投入等，再加上前些年频繁上调公务人员工资、改革公务人员收入分配办法，已使多数地方的财政难以承受。尤其是基层财政，如果不采取“法外”措施，就难以正常运转。

也正因为如此，就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充分依赖“土地财政”的同时，又不断地加大财政以外的征收力度，从而形成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在财权和事权方面的不匹配，企业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这种负担，不仅来自于预算内的，也来自于预算外的，不仅来自于直接的，还来自于间接的，不仅来自于政府的，还来自于部门的，不仅来自于合法的，还来自于大量不合法的。特别是中小企业，原本就效益不是太好，仍然需要承担大量的非法律性事务和财力贡献。

由于政府与企业在财权和事权关系方面的不匹配，非法律性、非规范性收入现象也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权力部门，采取各种手段，争取自身利益，获取不正当收入。不仅大大加重企业的负担，也使部门与部门之间出现了财权与事权关系的越来越不匹配。有权的部门，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也越来越高，而承担的事务则越来越少。相反，无权或权力不大的部门，获得的利益却越来越少，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也明显不如有权部门，所承担的社会事务有时却比有权部门多得多。至少，是相对事务要多得多。

由此还引发了居民与政府、企业之间在财权与事权关系方面的不匹配，一方面，政府为了自身需要将地价、房价抬高，使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生活成本提高，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增多;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收入与支出关系严重不匹配，导致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下降。特别是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疾病预防难度加大，以及教育收费大大增加等，居民的生活和生存成本大大提高，承担的各种事权越来越多。

所以，必须加大财税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规范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使各个层面的财权与事权关系能够有效匹配，是财税部门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也是政府必须认真履行的一项职责。其中，人大必须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履行更多的监督职责。不然，单纯依靠政府自身革新，是很难取得重大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