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者：韩宏伟

论农民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育

韩宏伟

（伊犁师范学院，新疆伊宁835000）

[摘要]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是一个社会实现法治的标志。我们要实现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不可或缺，然而农民受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抑制着法律信仰在农村的培育。文章通过对农民法律信仰缺失深层原因的分析，提出培育农民法律信仰的基本路径，旨在诠释培育农民法律信仰是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农民；法律信仰；缺失；培育

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种现象更多地表现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城市社会中。反观农村，虽然经历了几次大型的普法教育活动，但收效甚微，法律并没有真正走进农民的生活中，没有在农村获得现实的生命力。虽然立法以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农民生活的许多方面，然而法律的实施情况却相当不如人意。因为“承诺与现实的距离愈加拉大，人们对法律和法制的期望逐渐化为失望。”[1]P158这种现状背后所诠释的全部要义就是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故此，我们需要认真思索和研究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深层原因，以在此基础上培育切实可行的路径，因为它关乎到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一、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礼俗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

礼俗社会讲求的是一种仁义、宽让、相安和睦的秩序，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使得农村文明承载着一定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很少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毕竟，几千年形成的乡土文化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被现代文明所同化。因此，农民基于此原因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关系也就决定了法律很难在农村立足，因为乡土规范在农民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农民传统的思想观念中，乡土规范是最具权威的，尽管有时候是违法的。乡土规范讲求“和为贵”，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纠纷，是不合时宜的。一旦有人用法律手段或其他方式破坏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秩序。那么，乡土社会的攻击武器——“舆论”就会站出来制裁冒犯者。首先是意见制裁——“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的谴责和赞许就是生活的主宰”，然后是交往制裁——“人们可能拒绝协作使冒犯者失去外界的朋友和他们习惯了的社会关怀”，[2]P6使冒犯者在当地的行为支持系统被破坏掉。在此过程中，农民因破坏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远远低于这种成本。基于利益选择，他们只能做出倾向于传统伦理或乡土规范的行为，除非其破坏这种规范的收益大于或远远大于这种成本。这种行为模式具有巨大的暗示作用，它使得农民在不存在这种利益比较的场合，去服从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其“并非根据什么理由，而是由于他感到必须如此，他被社会暗示住了。”[3]P114。福柯指出：权力并不是哪一个人绝对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发生流变的关系。所以，当代表国家权力的法律进驻农村时，遭到乡土权威的弱化就不难想象。因此，苏力教授称：“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中，从中央政府散发出来的国家力量来到这似乎带有隐喻意味的‘沙漠边缘’，势必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4]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