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防范

为了协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必须准确把握“度”问题。劳动法立法的目的要求更加重视对劳动者的保护，但存在着保护程度问题。保护不能过度。我们应该在劳资关系中找到利益协调的平衡点。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现阶段的劳动立法总体上没有对劳动者进行过度保护，甚至存在许多不足和不足。然而，立法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劳动法》的一些规定没有准确把握“程度”，如《劳动法》第31条中的单方面终止通知，以及《劳动法》第102条关于保密义务的规定中存在把握“程度”需要修改的问题。本文从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入手，通过对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若干问题的法律解释和法律分析，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根据《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劳动者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意向，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可以在没有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发生。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劳动法》第31条规定，工人有权行使因自身原因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的一般权利。使劳动者获得充分的就业选择自由,确保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独立地位和利益;；但恰恰相反，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劳动者的离岗，特别是在用人单位中担任重要职务或发挥重要作用的劳动者的离岗，将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必然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正因为如此，立法规定了30天书面通知的程序；但是，试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不同劳动者的素质不同，替代程度不同。雇主有时很难在30天的通知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替代者。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许多行业和领域的专业人士很难在30天内找到替代品。实际情况和大量劳动争议案件证明，本条规定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合理因素。对于许多雇主来说，30天的通知时间确实不够。对于《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应当肯定一般的立法价值取向，但立法中没有充分考虑预告期限的内容需要适当修改。那么，如何修改既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能兼顾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这就涉及到一个“度”问题。注重对工人的保护是正确的，但对保护的重视不应过分。笔者认为，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提前通知期限可以通过立法渠道修改，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时间规定，也可以根据合同期限的长短来确定提前通知期限的长短，从而更全面地考虑用人单位的利益，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此外，如果用人单位对员工进行了培训，员工应在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时给予补偿或补偿

一些学者指出，有关解除劳动（就业）的法律法规世界各国的合同都有相同的内容：单方面提前通知权只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有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能基于合法合法的理由予以解除。中国《劳动法》第31条没有此类限制。职工普遍解除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没有区别

在立法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不够的。但是，国外劳动法立法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至少，中国不能采纳这一点。因为在现实中，我国存在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比例很小。如果采用国际劳工立法的一般规则，恐怕就达不到促进和保障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立法目的，对工人保护的重视也会减少到很小的范围。因此，中国的劳动立法不能采用这个例子，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来确定

然而，劳动法立法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即无条件的一般撤销权只授予劳动者，而没有相应地授予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有合法、合法的理由，否则将构成不合理解雇，并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补偿；只要劳动者履行了事先通知程序，他就可以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许多关于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的争议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授权的不平等。根据《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由于立法授权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可操作性差和劳动争议

，劳动者可以通过提前30天通知程序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的条款对工人几乎没有约束力，只对雇主有约束力。劳动者可以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随意解除合同，而雇主总是受到离职员工短缺的威胁

尽管法律规定了30天的通知期，但现代企业的高级人才很难在30天内找到替代者。关键员工的辞职有时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一般终止权不分青红皂白地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这将导致一般终止权的不平等授予所造成的利益失衡。同时，由于工人可以随时“换工作”，用人单位必然对工人的教育和培训缺乏信心，这限制了工人素质的提高和企业的长远发展

劳动合同的期限条款是必要的条款，劳动合同在约定期限内具有法律效力。从众多劳动争议案件中，一些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限制了《劳动法》第31条授权的不平等性，但不宜以合同形式限制合法权利，最好通过立法解决

如果用人单位想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必须基于《劳动法》第25-27条规定的合法理由，否则将构成非法终止劳动合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立法目的是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择业观念普遍不高的前提下，严格限制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范围，确保劳动者就业的稳定，否定用人单位的一般解雇权，严格限制其解雇权的范围，对于保障宪法赋予劳动者的劳动权利，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劳资双方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劳动立法应以平衡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利益为立法价值取向。随着各种条件的逐渐成熟，许多学者提出修改《劳动法》中的授权不平等，在提供一定经济补偿的前提下，给予用人单位无条件的一般撤销权，这样既符合世界劳动立法的趋势，也促进了平等基础上劳动立法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