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诉状和起诉书的区别。

宁致远教授在《法律文书教程》一书中谈到法律文书的特点时说，根据法律文书的时效性和利害关系的直接性的特点，要求语言文字必须做到单一解释，否则有可能直接损害国家、集体或当事人个人的直接利益，严重影响文书所产生的法律实效。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后对直接受理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后认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代表国家对被告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所制作的文书。起诉书的制作是人民检察院行使国家公诉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依据，一经送达即产生法律效力，标志着公诉案件已经进入审判程序，其写作主体和格式都有特殊的规定，标题应分两行书写检察机关名称和文书种类，在标题的右下方写上编号，与起诉状的格式有着很大的差别，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因此在拟写诉状的标题时，切不可麻痹大意，弄错了案件的性质。

二、原告的资格。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不是间接利害关系，因此哪怕当事人是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他的监护人也无资格越俎代庖充当原告，而只能在原告之后列出“法定代理人”的姓名及基本情况，正是基于此，在对原告身份情况的说明中，除姓名、性别、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外，年龄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填写项目，据此可以直接判断其有无诉讼行为能力，其监护人是否已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参加诉讼，在写作民事起诉状时，如果原告无诉讼行为能力，一定要在原告之后列出法定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及与原告的关系，理顺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关系。

三、被告和被告人的区别。

民事诉讼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称原告和被告，在二审程序中称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再审程序中称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在执行程序中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不同的称呼表明当时正处在特定的程序中，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被告”和“被告人”虽一字之差，但表明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和所处的程序完全不同，根据刘复之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大辞书》的解释，被告人，是刑事被告人的简称，是指依法被控诉犯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告，是原告对立的一方，被诉侵犯他人民事权益而被法院通知到庭应诉的当事人。由此可见，“被告人”只能在刑事诉讼一审程序中使用，提起诉讼的要么是“公诉人”检察院，要么是刑事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诉讼的可称“原告人”，在民事诉讼中提起诉讼的不能称“原告人”），而“被告”则在民事诉讼中使用，，二者不可混用。

四、案由之有无。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案由即案件的内容提要。如果从这一宽泛意义上来理解，在民事诉状中诉讼请求前加上案由这一项，倒也提纲挈领，使案件内容一目了然。但法律专业领域对案由一词的解释趋于狭窄，笔者查阅了多种版本的参考书，对这一名称的用法有不同观点，但权威的解释是，案由指控告的罪名，即被告人所犯何罪，这一术语仅限于刑事自诉状和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的写作中使用，而在民事诉状中一般没有要求案由这一项。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的写作格式与民事诉状有差异，因此在民事诉状的诉讼请求中不应附有追究被告刑事责任的内容，以免混淆了案件的性质。

五、诉讼请求的数额确定原则。

诉讼请求应提出具体的数额，不能笼统地说“赔偿原告的一切损失”之类，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并不等于在提出诉讼请求时多多益善，比较切合实际的请求数额，不仅可以减收诉讼成本，降低诉讼风险，而且有利于法院的调解和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减少讼累。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案件受理费是以诉讼标的额为基数按比例收取的，如果数额过大，与判决数额之间的差额风险只能由自己承担，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在确定诉讼标的额时有如下参考因素：法律、法规、条例、规定、办法的具体标准，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水平，对方当事人经济承受能力，类似案例的判决等。

六、事实和理由的写作技巧。

从理论上说，法院审理案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这一要求，起诉状的事实部分应该详尽具体、重点突出，理由部分应该合理合法、论证严密。各大教科书在谈到对这一部分的写作要求时观点也是大同小异，似乎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但是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诉讼实践体会到，在实际的写作中，应考虑到诉状不仅是呈给法官的，同时还要送达对方当事人，因此还应该注意写作的技巧，不能一览无余，使自己在庭审的辩论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首先，从呈给法院的角度来说，为了使法官对案情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在陈述基本案情时做到重点突出是必要的，但并不等于对某些关键的要素诸如时间、争议焦点等细节都毫无保留，虽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叙述得越详尽，法官对原告的陈述愈加相信就愈容易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对案件的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庭审中的质证、辩论才是关键，因此有时对某些关键性的细节可有意模糊处理，以便在庭审辩论中诱敌深入，使其自相矛盾，从而一举击倒对方，使之无狡辩还手之力。

其次，从送达对方当事人来讲，由于被告在开庭前并不是必须提交答辩状，这样就使原告与被告从彼此获取的信息呈现出不对称性，虽然2002年4月1日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举证和庭前证据交换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以试图避免证据突袭对审判效率的影响，但在实际运作中，被告往往故意拖延举证时间，在举证期限截止日才提交证据，原告获取被告信息的时间较晚，后续的调查时间较紧，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加之对于证据的证明作用和对象在庭前并不要求说明，有些证据的意图不明，仍会影响原告的判断，因此如果单纯强调事实叙述的详尽具体，在笔者看来，是弊大于利，我们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地把握信息披露的详略，不可一味强调详尽具体，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再次，理由的援引，更不宜在诉状中具体披露，否则等于提醒对方当事人仔细研究原告方已掌握的法律依据，在庭前就暴露自己，使对方知己知彼，做好针锋相对的准备，在庭上反戈一击。至于证据和证据来源，虽然法律规定必须提交，但提交时的说明应能简就简，尽可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保留自己的杀手锏，在庭审辩论中占据主动。

七、法院的管辖问题。

民事诉状致送法院时，还涉及到法院管辖权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此案是否属人民法院主管，如果属人民法院管辖，又涉及到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等问题，为最大限度的节省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判决，在选择受诉人民法院时应该细加权衡斟酌。例如，产品侵权赔偿案件，被告所在地、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的法院都有管辖权，选择哪一个法院对原告最有利，就需要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