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涉嫌受贿一案，在今年3月10日二审开庭后，目前仍在进一步审理中。据检察机关指控，余斌在任教育局长、副市长期间，先后9次收受贿赂共22.5万元。与大多数受贿案不同的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及其辩护人提出，从2002年开始，被告私自收受的大部分钱财已在案发前以单位名义用于帮助下岗工人过年、支援贫困乡镇水利建设等。一时间，“余斌将私受钱财用于公务是否属于受贿”成了争议的焦点。（5月24日《东方新报》）。

将受贿或贪污所得用于公务、公益捐赠是否构成犯罪，在理论上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正是一些检察机关和法院将这些钱从犯罪中剔除的错误做法，才引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因此，有必要正确厘定这一行为的性质。

首先，从犯罪构成来分析，以受贿罪为例，所谓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所以说，行为人一旦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的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了他人财物，就构成受贿既遂。至于行为人将其犯罪所得用于生活挥霍还是公务、公益捐赠，那是其对犯罪所得如何处置的问题，并不影响犯罪构成，至多反映其主观恶性的大小，可以在量刑上考虑是否从轻。

其次，如果这种受贿或贪污所得仅仅因为用于了公务或公益捐赠这种所谓“高尚”目的，可以不以犯罪论处的话，那等于在鼓励人们可以用非法的手段去达到所谓的“高尚”的目的，换句话说，为了达到实体正义，可以牺牲任何程序正义。那么，为了公益捐赠、扶贫，人们也可以去盗窃、诈骗和抢劫，某个人因为有不法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将其监禁甚至处死。如此一来，在一个“侠盗横行”的社会，根本就没有秩序和安全可言，也与现代法治社会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再次，如果将这种行为不认定为犯罪，将给贪官以可趁之机，使我们打击腐败异常艰难。任何犯罪都存在一定“黑数”，不能完全查清，对于贪污受贿这些往往是“一对一”的职务犯罪更是如此，能被查出的比其实际收受的数额通常要少得多。因此，贪官们可以时不时用贪污受贿所得用于公务或公益捐赠，一旦被查处就辩解说用在这些用途了，而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根本无法区分受贿所得那笔钱是否就是用于公务或公益捐赠那一笔，贪官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逃避打击。当年，在一些地方风靡一时的“廉政帐户”，正因为也存在这种弊端，才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盗窃犯，仅仅因为他所偷的钱用于了扶贫，检察官就应当考虑不起诉他，法官就应当不判他的刑。那么，对于贪官这种同样性质的行为，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仁慈地要考虑不给他定罪呢？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的官员身份，过多地考虑对其的法外开恩呢？那这是不是对其他没有官员身份的犯罪嫌疑人的一种身份歧视呢？不过，让我们记住，贪官也是人，是人就有性恶也有性善的一面，大贪官李真也经常在下乡时，自己掏钱给一些贫穷的农民呢？因此，他们非法收受财物，犯了罪，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他们发了善心，进行了公益捐赠，也表明了其在道义上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法律的归法律，道义的归道义，两者泾渭分明，不可混作一谈。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