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作了修改，将扒窃作为盗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予以单列。由于对扒窃的内涵与外延存有不同理解，司法实践中对其和普通盗窃如何区分，争议较大。而对被告人认定普通盗窃还是扒窃，意义重大，因为这两者量刑差别非常大。

一般说来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即扒窃一般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场所性特征，窃取行为通常发生在公共场所;二是对象性特征，窃取对象通常为被害人随身携带(贴身放置)的财物。

我们认为，扒窃被写入《刑法修正案(八)》之后，其认定标准并无实质变化，场所性特征仍然是扒窃的必备要件。首先，从社会危害性来看，扒窃除了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威胁不特定人的安全外，还因为在人群密集、流动性大的公共场所行窃，涉及面广，严重降低了公民的社会安全感，故需要予以严惩。其次，从立法本意来看，《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单列的原因在于，在公共场所行窃除了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外，还能使不特定民众感知，转化为对自己财产安全的担忧，进而转变为整体社会安全感的降低。再次，从事实因素来看，公共场所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密集性、陌生性和公共场所的开放性等特征，给扒窃行为的实施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扒窃行为通常发生在公共场所，公共场所是指对公众开放的场所，既包括不特定人的多数人能够进出的场所，也包括特定的多数人能够进出的场所。第一，公共场所需要有人员流动性特征。流动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能因为某一时刻的静止而否认流动的存在。第二，公共场需要有人员多数性或不特定性特征。第三，公共场所需要有场所开放性特征，应属于不特定人可以进入且有多数人在内的场所。

扒窃通常窃取的是“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如何理解，应当在遵循扒窃自身语义的前提下，结合《刑法修正案(八)》对公民人身安全特殊保护的立法目的予以解释。既不能过分狭隘，也不能过分宽泛，否则前者将导致刑法的无奈，有悖于严厉打击扒窃犯罪的立法精神，后者将导致刑罚的无度，有悖于刑法的谦抑原则。扒窃被立法者采纳的原因是其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存在潜在的威胁：一是盗窃被害人放置于身上的财物，因为财物与被害人身体存在直接的物理接触，盗窃行为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必然存在潜在的威胁;二是盗窃被害人放置于身边且能够随时支配的财物，因为财物和被害人的空间距离极近，盗窃行为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存在的潜在威胁也不能小觑。对于被害人放置于身边行李架上，且能够随时支配的财物可以视为随身携带的财物;若放置在较远处行李架上的财物，则不宜被视为随身携带的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