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工资条例》（下称《条例》）成为“观赏性”立法，相关部委在草拟过程中加入了刚性规定。本报记者获悉，此次《条例》草案中对违反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不履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明确规定了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一位参与《条例》起草的人士告诉记者，《条例》草案中规定了违规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企业在规定限期内不进行改正的，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不过，作为整个《条例》草案中难得的惩罚性细则，这一规定能否出现在最后正式公布的《条例》中仍属未知。“真正出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此前《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出台，人社部也上交了一份意见，但到最后出台的文本，跟人社部拿出的意见有相当差距。”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已经报送国务院法制办政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制司的《条例》草案，一方面在吸收各部委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将参考地方的实践效果。可能打击企业协商积极性对于《条例》可能引入对违规企业处以5万－20万行政处罚的规定，北京市龙潭街道光明北里社区工会主席刘锐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太严了吧。”作为北京市工资集体协商推行的十大试点地区之一，光明北里社区目前并没有实施任何针对企业在集体协商中违规的惩罚措施。据刘锐介绍，经过前期与企业的座谈，该地区马上进行集体工资协议签订，基本条款包括企业员工新进员工的最低工资是1200元／月，这一标准高出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240元。同时，工资年涨幅不得低于10％。“在工资协商的过程中，企业的工资增长到底和什么挂钩、增长的幅度如何保证到位，比如工会提出按照8％、10％的增幅增长，如果谈不拢怎么办？”中国劳动保障报社法律事务中心高级顾问白永亮表示，即使是协商也需要有法律责任上的限定。“如果真的在《条例》中作这样的规定，对违规企业实施罚款，企业签署集体工资协议的积极性可能降低。”刘锐对此表示担心。四川省总工会民主管理部负责人陈黎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企业不愿意接受协商，本级工会可以向上一级的工会申请协商。“一般工会发出邀约，企业都会接受。有可能在谈判过程中有意见分歧，比如双方对工资增长的幅度存有不同看法。但至少我们这里至今还没有发现协商中解决不了的问题。”陈黎介绍，四川目前已经有四万多家签署了工资集体合同。“从我国工资增长的机制上看，企业拥有工资分配自主权，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经济效益和不同劳动岗位的依法自主确定职工工资水平。”人社部人士坦言，政府没有权利干预具体工资制定。不过，他也表示，通过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企业工资分配进行引导和监督是正常的。对于此项规定能否正式写入《条例》，上述参与《条例》起草人士表示，“国务院法制办有相应的部门审核并出具修改意见，当然，相关部委跟企业打交道多，考虑问题更结合实际，法制办则从法律层面更系统地考虑问题。”《工资法》是远期目标经国务院法制办修改后的《条例》会是怎样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它的出台将影响到后续《工资法》的立法。据介绍，目前的《条例》出台属于行政法立法。按照我国法律制定过程，有一个逐步界定的过程，一般先出台政策，然后出台部门规章，再上升到行政条例，最后过渡到法律。“我们将来立一个《工资法》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毕竟工资的问题是全社会非常关心的问题。”参与《条例》起草人士告诉记者。按照人社部的安排，《条例》出台以后，下一步就是制定一个更完善、更系统、更权威、对社会收入分配起到更大作用的法律，也就是《工资法》。据记者了解，相关部门已经在着手这方面的研究。不过，在《工资条例》颁布都一波三折的前提下，《工资法》出台是个更远的目标。“本来是要起草一个《工资法》的，但是立法要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程序特别长。《工资条例》和《工资法》解决收入问题是一样的，只是说立法的权限不一样，立法的机关层次不一样。”白永亮认为，今年人社部在立法方面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保险法（草案）》审议和《工伤保险条例》修订。

【焦点透视】工资集体协商缘何成热点

“职工收入”、“工资增长机制”、“工资集体协商”、“职业病防治”……这些与工人权益密切相关的话题是这个春天人们关注的热点。其中，牵涉到职工工资决定机制的“工资集体协商”更是成为热点中的焦点。协商精髓在于改变“单边主义”“工资集体协商”本身并不是个新鲜词。早在1994年，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组织就开始分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工作。最初选择了外资和私营企业进行试点，并于1997年颁布了《外商投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几点意见》。1998年，全总下发了《工会参加工资集体协商的指导意见》。2000年，原劳动保障部颁发《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标志着这项工作进入了重点实施阶段。2006年，又全面启动了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制度建设。但是，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全面推进还是从2007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国范围内启动集体合同覆盖计划，同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对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的范围进行了规范。2009年7月，全总下发了《关于积极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此为契机，各地加大了工作力度，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工资集体协商是市场经济国家解决企业工资分配问题的通行做法。其实，我国工资集体协商的精髓在于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面说了算的机制，让劳动者能分享到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对企业来说，工资集体协商可以稳定劳动关系，虽然可能短期内利润会减少，但是从长期发展来看，是未雨绸缪之举。用工变化催化协商成热点那么，为什么近期工资集体协商成为了热点中的焦点呢？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是根本原因。一些普通工人“干多挣少”的抱怨，反映出的是收入差距的拉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0激增至现在的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付出的汗水比以往只多不少，但是工资的增速却远低于企业利润。在这种背景下，工人对工资集体协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今年年初以来“用工难”的出现是直接原因。以往，工资集体协商的一大障碍是企业不愿参与，但是春节后各地“招工难”的出现使一些企业改变了想法。浙江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员蔡峰说：“浙江温岭所进行的工资集体协商就属于这种情况。原来温岭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一直维持着低薪制。且由于工资由企业单方定价，同一行业内工人‘跳槽’频繁，企业陷入恶性竞争，部分企业一度出现严重的‘用工难’。企业主单方定价的低薪制普遍造成了‘工人不满，老板头疼，政府担忧’的局面，迫使企业开始接受工资集体协商。”企业对协商的接纳程度提高与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有很大关系。在金融危机中，许多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停产减产、降薪裁员的均不在少数。然而危机过后，企业经营状况转好，却发现招工又成了难事，这也让企业开始反思自己的管理机制。实际上，在危机来临时“一叶障目”地去减薪、裁员不是明智的办法，通过集体协商实现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双赢才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方法。“有形之手”应更加有力当工人和企业都有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积极意愿时，这个难题距离解决就不远了，但是其中仍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政府。当然，我国的工资集体协商从一开始就是政府主导和推动的，政府不单要扮演“裁判员”的角色，更要伸出“有形之手”来创造和维护适合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生长的环境。蔡峰认为，政府需要做的还不仅仅是参与，而且要让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尽快规范、完善，以便推广。一方面，政府是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主导者，是推行该项制度的关键，而当前，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发展存在地区不平衡性，一些政府重视的地区，如台州温岭，进展非常快，且成效显著，而政府不重视的地区该项制度则往往流于形式，完全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支撑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法律法规，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的要求，法律法规的健全也需要政府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