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259条第1款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认识破坏军婚罪，除了应从其所侵害的军婚关系客体和“同居或者结婚”危害行为入手外，还应包括主体与主观方面。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但依照刑法第259条第1款的规定，破坏军婚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单位不构成此罪。这里的“自然人”，必须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即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且，破坏军婚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不要求特殊身份。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役军人的配偶是男性的情况下，犯罪主体可以是女性；行为人是否有配偶，不影响犯罪主体的成立；犯罪主体也可以是现役军人；按照多数人的观点，现役军人的配偶不构成破坏自身军人婚姻关系的犯罪主体。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后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它包括犯罪的故意和过失、犯罪的目的和动机。破坏军婚犯罪只能是故意犯罪，即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因而，不可能存在过失犯罪的问题。破坏军婚犯罪的动机比较复杂，有的是想与现役军人的配偶结婚，有的是为满足情欲，还有的是其他动机。犯罪的目的和动机都不是破坏军婚罪必须具备的条件，但它们对量刑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是否对现役军人的配偶具有“明知”的主观认识，一般争议不大。其原因在于被告人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大多是同事、同学和邻居等，双方的家庭成员状况往往比较清楚。当然，也有例外情况。鉴于目前没有关于破坏军婚罪“明知”的司法解释，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认定：

破坏军婚罪之“明知”的内容，只要求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与其同居或者结婚的人的配偶，是现役军人的身份，就可以认定是破坏军婚罪之“明知”，并不要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现役军人的所在部队、担任职务和与其配偶何时结婚等具体情况。因为不明知这些具体情况，行为人照样也明知破坏军婚的性质和危害后果，也能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意。

破坏军婚罪之“明知”的程度，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与其同居或者结婚的，是现役军人的配偶，就可以认定。这里的“知道”，是行为人通过某种方式确切地知道对方就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这里的“应当知道”，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实推定。破坏军婚罪的“明知”，可分为明知肯定是“现役军人的配偶”与可能是“现役军人的配偶”两种情况。前者是行为人根据有关事项，判断出与其同居或结婚的人的配偶，肯定是现役军人身份，而不会是非现役军人。这是一种确定的故意。后者是行为人根据有关事项，判断出与其同居或结婚的人的配偶，可能是现役军人身份，但又不能充分肯定，也不去深究下去，这是一种不确定的故意。

破坏军婚罪之“明知”的时间。由于破坏军婚具有继续犯性质，所以行为人主观上“明知”的发生，存在着时间上的阶段性，由此分为事前明知、事中明知和事后明知。事前明知是指行为人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或者结婚前，就明知与其同居或者结婚的人的配偶，是现役军人身份。事中明知是指行为人在与其同居或结婚后共同生活过程中，才明知其配偶是现役军人。这两种情况都属于破坏军婚罪的“明知”。事后明知是指双方结束共同生活，不再来往以后，或者公安、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此案后，行为人才明知其配偶是现役军人。此种情况不构成破坏军婚罪的“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