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律师辩护制度

许多学者着力宣扬刑诉法修改在完善律师辩护制度方面取得的进步，认为立法在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等老大难问题上作出很大努力。不过，在一些法律规定的理解上也产生分歧，出现争鸣，如关于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调查取证权问题。有人对此表示出担忧和顾虑，认为由于执法理念存在偏差、法律规定仍显笼统等原因，律师进行刑事辩护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会见难、取证难、阅卷难以及律师意见不被重视等问题。

有学者把公安执法和辩护制度结合起来研究，认为辩护制度的进步对公安执法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同时也是很好的机遇，公安机关应当认真对待，积极适应，使公安执法的规范性、有效性再上一个台阶。也有学者将辩护制度与检察工作联系在一起，认为刑事辩护与检察工作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互促共进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一辩一诉，角色对立，成为诉讼中激烈对抗与攻防的双方;另一方面，他们互为自身存在的条件，统一于刑事诉讼构造和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具有多方面的一致性。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修改后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援助范围、方式、阶段和申请等方面作出重大修改。为贯彻落实修改后刑诉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学者们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充分肯定立法取得的进步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努力。不过，有学者指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倍增长对援助经费、人力、监督管理以及公检法的衔接工作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法律援助机构的体制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整体布局不当问题等确实已经显现并且亟待解决。

对于修改后刑诉法将法律援助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学者们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体现人本精神、秉持底限正义，客观上也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但在具体执行中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侦查人员在主观上不愿意法律援助律师介入侦查阶段;

二是没有明确规定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三是缺少监督与法律责任;

四是缺少救济途径;五是侦查阶段法律援助的对象存在判断难等客观问题。

对此，未来可以通过加大侦查硬件、软件的投入，增加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增加对侦查阶段法律援助的监督，增加犯罪嫌疑人的救济途径，构建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制度来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