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杨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刘XX律师担任其辩护人。接受委托后，经查阅案卷相关材料，会见被告人，现依据相关法律和事实，发表如下辩护词，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首先对被害人遭受的伤害表示同情，同时被告人杨某也委托我对其行为造成被害人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

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犯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对指控杨某持刀捅伤被害人胸腹部认为证据不足。

首先，从各被告人的供述来看，除被告人杨某自己供述外，仅有刘某供述看见杨某朝被害人的胸腹部捅了好几刀，然其在卷宗第38页的供述中又称“杨某告诉我，他在门口的时候，还用右手朝被害人的胸腹部捅了好几刀”，前面说是看见，后面又说是听说，对该事实的供述明显前后矛盾，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况且即使被害人本人也无法确认其胸腹部的刀伤是何人所致。其次，据杨某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供述称捅了被害人前胸腹部7、8刀，但据对被害人的伤情鉴定认定被害人的前胸和腹部共有5处伤口，且杨某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讯问笔录上供述黄某也曾朝被害人身前捅了好几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据此根据“疑点利益归被告人”的原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捅伤了被害人的前胸和腹部。

二、被告人杨某的犯罪行为是在潘某的授意即指挥下所为，且无证据证明被害人的伤与杨某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公诉机关指控杨某为第一被告人错误。

被告人刘某称：“潘某很生气就叫我们一起教训一下对方(卷宗30页)”、“潘某最后喊：办他(就是打他的意思)，他的声音很大，我们都能听到(卷宗37页)”、“潘某就让我和姚某等人一块教训对方(卷宗39页)”。姚某供述称“后来潘某喊了声：打他(卷宗43页)”。江某供述称“潘某当着我和杨某、姚某、刘某、黄某的面说：对方灌我酒，等等我们去办他”，等等。从上述各被告人的供述中足可看出，杨某的犯罪行为是在潘某的授意下实施的。无论是潘某的供述还是姚某的供述均可证明杨某的最初意图是因看见潘某与被害人争执过程中可能吃亏，帮潘某出气，才用拳先捣了被害人，继而在潘某“办他”的授意下一时冲动出于哥们义气才大打出手，共同酿成后果，但杨某先出拳打对方并不必然导致本案的发生，何况在此之前潘某先扇了对方几个耳光。本案中，共同故意伤害他人的犯意是在潘某授意即指挥下所形成的，其对该案的形成、实施起决定和重要作用，而杨某只是被动的执行者。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所受伤害是由杨某直接造成的，如仅以此认定杨某为第一被告人即主犯，显然属客观归罪，不符合刑法规定的主犯的构成要件。

三、造成被害人轻重伤的后果并非由杨某直接实施所致。

无论是各被告人的供述还是各证人的证言均不足以证明造成被害人重伤的后果是由杨某直接所致，请求法庭依法根据被告人杨某在该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参考杨某在共同犯罪人中的年龄给予适当的量刑。

四、被告人杨某具有以下法定、酌定量刑情节。

1、被告人在被抓捕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人在起诉书中也给予了认可。

2、被告人自归案到今天庭审，一直积极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七款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

3、被告人在此次犯罪前一贯表现良好系初犯、偶犯且犯罪后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罪表现。被告人杨某在此次犯罪前从未受到过任何处罚，一贯表现良好，这在公安机关提供的讯问笔录中已证实。且被告人该次犯罪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酒精的刺激下加刚满18周岁社会阅历尚浅，为朋友义气一时情绪激动而行为过激，属临时起意，其最初意图也是为避免朋友受伤害才为之(在各被告人的供述中已证实其最初的意图)，并在归案后坦白悔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据此可证明被告人杨某人身危险性不大，主管恶性不深。

综上，基于上述事实和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六项规定：“对于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的政策，请求法庭予以采纳，给一个刚满18周岁的年轻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以体现我国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