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贿赂罪既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介绍贿赂罪是指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进行联系、沟通关系、引荐、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的行为。

介绍贿赂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问题

关于介绍贿赂罪的既遂标准，当前刑法学界认识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行贿、受贿的双方最终建立联系为标准，而不论双方所追求的结果是否达到。只有当被介绍贿赂的受贿方或行贿方拒绝了介绍，才成立介绍贿赂罪的未遂。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贿赂的实现为标准，理由是介绍贿赂罪属于行为犯，行为犯的既遂应以行为实施完毕为标准，而介绍贿赂行为的完成当然是以贿赂的实现为结束。但在贿赂实现说中具体还有以下不同看法：（1）认为应当以受贿人接受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标准；（2）认为应当以受贿人接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标准；（3）认为只要受贿人接受贿赂即可，而不必以行贿罪、受贿罪的成立为标准。

笔者认为，在建立联系说与贿赂实现说中，前者要求过于严格，在理论上将具有实质意义的撮合、转交财物等行为虚化，将刑法防线不适当地提前，在实践中容易扩大打击面，模糊罪与非罪的界限；贿赂实现说较为合理，但笔者认为，其中的三种不同看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却仍有所欠缺。介绍贿赂罪侵害的法益是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介绍贿赂罪的既遂标准应当是介绍贿赂罪的表现行为——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达成约定、收受贿赂，而不应当是收受贿赂，更无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不正当利益的要件。其理由在于，介绍贿赂罪有着从属性和独立性两方面特征。其从属性表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讲，介绍贿赂罪行为的既遂标准受制于受贿罪、行贿罪的既遂标准，因为它是一个中间行为，是否实现当然要看受贿、行贿是否顺利实现，是否构成介绍贿赂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贿、行贿犯罪的构成与否。但介绍贿赂罪尚具备自身的独立性，表现在这一犯罪本身的性质，是为行贿、受贿的实现穿针引线、沟通、撮合，其既遂标准不应当过于严格，因为行贿人或者受贿人本来就存在积极的犯罪意图，只是没有明确的犯罪目标或者无法接近、联络犯罪目标，介绍贿赂人给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使得双方接洽、商讨，达成一致协议，要求介绍贿赂人包揽到底，以受贿人接受贿赂、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为既遂标准，显然是不现实的，适用这一标准将有放纵对介绍贿赂罪处罚的可能。虽然立法对受贿罪、行贿罪的立法构成要件，都有谋取利益的规定，但是受贿罪除索贿外，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时，只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行贿罪则始终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立法规定，受贿罪中受贿人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时，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但近来已屡遭学者们质疑，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受贿方与相对人之间不法缔约的发展方向，不管是否客观上为他谋利或是许诺为他人谋利，受贿方的行为已实际改变了公众对公职行为的不信任，即危害结果已经产生，行贿人是否从中得利或可能得利，不应当由立法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因此我国有些学者明确主张立法废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然而是否谋取利益，是受贿罪、行贿罪要考察的问题，因为这两个对合性犯罪有权钱交易的本质，才有必要考察其是否谋取利益、谋取何种利益的问题，而介绍贿赂罪的本质，是促使这种非法交易的顺利进行，而不是谋取利益与否。故此，介绍贿赂罪罪应当以行贿人、受贿人之间最终达成受贿人接受贿赂、为行贿人谋利益的约定为既遂标准。约定是指行贿人与受贿人就接受贿赂达成不法约定。只要约定形成，就应当认为是犯罪既遂。因为公务人员对收受贿赂与行贿人形成约定，其行为对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就已经构成侵害，造成公众对国家的公务行为不信任，对公务行为的廉洁性造成不良影响，因而应当认为达到了既遂标准；而收受贿赂是指接受贿赂。约定当然是在接受贿赂和职务行为之前，而接受贿赂行为无论是在职务行为之前，还是在职务行为之后，都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只要行为人接受了不法利益，即构成犯罪既遂。因此，有学者认为，鉴于介绍贿赂罪对受贿罪和行贿罪的依赖性，当受贿罪与行贿罪均不成立的情况下，一般介绍贿赂罪也不成立；当两罪中有一个成立时，如果介绍贿赂行为人主要帮助的是未成立罪的一方，一般也认定介绍贿赂罪不成立，因为在此情况下，介绍贿赂行为与未成立罪的一方的行为关系更为密切，其社会危害性更决定于未成立一方的社会危害性。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