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事件是浙江畜牧业永远不会忘却的生态之殇。必须以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基本条件，否则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浙江省农业厅史某某说。

那次事件指的是发生在两年前的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

在水网地带的浙江省嘉兴市有700多万头猪，超过了当地承载能力，带来了很多污染问题。因此，当地已经着力在养殖区域、品种方面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浙江的案例是中国着力破解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困局的缩影。

近年来，农业部对太湖、滇池、三峡库区等农业面源污染敏感区或高风险区，开展了农业生态补偿试点，采取物化补贴的方式，对采用化肥农药减施、农药残留降解等环境友好型技术和应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的农户进行补贴；在湖南省长株潭地区170万亩耕地实施重金属污染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

曹某某告诉媒体，现在农业农村环境问题还表现出与城市环境同质化的问题。但是在农村，能够提供的环境服务却与城市有较大差距，即环境服务非均等化。

长期以来，我们过于重视可见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忽略了水体污染、土壤污染这些不可见的问题。曹某某说。

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农村环境保护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不健全有关。

正因此，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基本形成改善农业环境的政策法规制度和技术路径，确保农业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体得到遏制，治理明显见到成效。

媒体注意到，这并非中央第一次如此强调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2008年全国首次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摆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

同时，国务院转发环保部等八部委《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是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是生态建设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阶段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

2010年2月8日，环境保护部发布《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旨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防治农村生活污染。

2015年年初，农业部印发了《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从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全过程入手，提出了7项重点任务、6项治理措施，明确了8项保障措施。

曹某某认为，对于农业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相关政策法规比较分散，缺乏一部有针对性的法律来规制这些问题，比如对污染严重的耕地进行分类，解决农村垃圾、污水处理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高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农村的环境问题非常复杂，农业问题、工业污染、农村生活污染、地下水污染和超采、土壤污染等问题等均相当突出。我国目前所有的环境立法不仅适用于城市，也适用于农村。但鉴于农村的产业形态和基础设施、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有显著不同，各项法规在农村的贯彻实施都遭遇到现实困境。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基本形成改善农业环境的政策法规制度，意在加强顶层设计。曹某某说。

加强顶层设计应如何着手？高某某认为，立法重点应放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财政资源配置、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和模式的转换上，没有这些根本性措施，徒法不足以自行。建议立法时，要充分核算生态农业所耗费的管理成本。我国农业地域广大、区域差异也大，国家立法应为地方立法留足空间。比如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如果没有基层治理基础，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不一定能准确统计出来；单纯依靠计划，也可能导致弄虚作假。有些计划性措施甚至有可能引发农药化肥在局部地区涨价，这些困难均必须充分考量。

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一些农村还比较贫困，发展生态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对于土壤贫瘠、灌溉用水匮乏等地方，发展生态农业需要大量一次性成本投入和后期维护费用，制定相应政策和法律时，应对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能力及其投入方面进行核算，以此保障工程性措施得以落实。高某某说，此外，相关领域的立法应包括地方基层自治建设、乡村生态文化发展等。